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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次思想的转变,也让梁启超对改革有了新的看法,他放弃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转而支持君主立宪的思想,并为之行动,在《新民丛报》中大力宣传立宪的思想,创办《政论》开展立宪运动。此时,梁启超不再支持革命,并批评革命的行为,从梁启超对“国家”概念的认识,也可以看出此时的他不再支持民主,而是支持国权,他的变化之所以突然大改变,跟1903年的政治环境有关,他认为民主不能救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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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梁启超起初对“国家”的认识来自传统典籍,未出国前,他对国家的认知也没有超过传统典籍的范畴,在西方对中国入侵加剧之后,中国成为了与西方国家相对立的实体意义开始凸显,梁启超在西方学说的影响下,对国家的认知从“合群”思想转变为“以国民为主体”,最后又转向“国家团体观”的过程,从梁启超对“国家”概念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他对民权、民主以及国权的认知过程,也是梁启超运用西方知识来对中国政治的回应,正是有像梁启超这样无数的探索者,我们最终才找到了合适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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