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继位后不久，建造太学，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和儒生们一起辩论，旁听的有几万人之多，盛况空前。但需要指出的是， 刘秀虽然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儒术中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以及谶纬对行政的非理性干扰，则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至于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并没有弃如敝履，反倒更加深入人心。刘秀对儒生如此的亲近，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其中包括曾经对儒士不屑一顾的“文吏”。于是，文吏们也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这就让文吏们主动向儒学靠拢。
二是儒生吏化，即把儒生变成真正的官僚。王莽理想国式的变法尝试失败，让刘秀开始把东汉帝国政治予以转向。文吏的政治参与度被强化起来。因朝廷任文法而重吏政，文吏再度活跃起来。西汉察举孝廉以德取人，东汉刘秀则增设了“授试以职”之法，即郡国对被举者先以吏职相试，试用期间表现出了行政才能，方可察举到中央去。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所以当官了还满脑子理想主义，惹出很多乱子。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要想顺利通过试用，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掌握一定的行政技能。这也就让儒生主动向文吏靠拢。
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很多人开始适应官场，开始“官僚化”。既然已经居职从政，就必须面对兵刑钱谷的日常政务，由此才能仕途通达。
如果说富于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是西汉儒生最大特点的话。那么东汉儒生却更具有政治理性和现实关怀。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理想国的狂热追求退减了。东汉人对儒生、文吏的优劣进行了精彩的辨析。“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长，一个都不能少。
东汉末年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写了一篇《儒吏论》，讲到“吏服训雅，儒通文法”，就是文吏也懂得儒家的学问，儒士也精通官僚的技能。连马融，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师，也在同时研究法律。
儒士和文吏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我们熟悉的学者兼官僚的士大夫阶层。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两面性：一面叫做“儒生”，就是他们要负责传承儒家的文化，教化百姓。另一面叫“官吏”，就是他们要作为政府的官僚，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下来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5、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6、赵光怀：《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12.4
7、何庄：《儒法合流进程中的两汉文吏》，档案学通讯，2013.4
【 东汉|东汉帝国的政治遗产】8、于振波：《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湖南大学学报，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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