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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
当时在群臣祝贺时，嘉靖说：“朕为民祈豊，仰荷上天垂眷瑞雪即降，朕心感悦。”礼部尚书费采献瑞雪颂，诏留览”《明世宗实录》。此后不久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干巴巴的枯燥之中，经人推荐，朱厚熜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看着仙风道骨，道袍飘飘，真欲飞升的邵元节登上法坛操纵着法器，事隔凑巧，果然雨雪飘飘起来，那一刻他有着说不清楚的赞叹、欢喜。宫中设醮，他也参与到祈禳中来，在邵元节不住的颂赞下，说皇帝才是真正的神仙下凡，到下界做皇帝更要做神仙等等话语，朱厚熜少有的得意，亲自封授他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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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开始，由于愈加亲近道教，他越来越看不惯佛教的东西，十年后的一天，朱厚熜偶然看到禁中佛殿的佛像非常不顺眼，说他们有淫亵之状，于是废除佛典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也是这一年，他的杜贵妃生皇子朱载垕，朱厚熜认为这就是邵真人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这种情况历史上相当罕见，邵元节病死前推荐陶仲文接班，于是这个皇帝又封陶仲文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史书记载二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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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久病不愈，是嘉靖研究丹药的客观原因
在登基不久，小皇帝就病了。给事中张篙给他上疏进行规劝。首次出现小皇帝开始接近道教等房中之术。尽管 “皇上春秋方富”，只有十六岁，正是青春发育但纵欲过度， 没有节制，结果在数月之内，圣躬龙体 “两见违和 ”，不但身体透支严重，健康欠佳 , 而且出现了 “恐贻两宫之忧 ”的问题 第三 , 明确指出，明世宗身边贴身宦官崔文是以“左道蛊惑”、诱导皇帝尝试邪术 ，“牵引群邪”，在紫禁城内繁兴祷祠 , 从而达到 “得肆其奸邪 ” 的罪魁祸首。 第四，恢复明世宗身体健康的最佳办法 , 不能依赖所谓的醇供、青词和左道解决问题 , 而要做到 “崇护周慎，亲幸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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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蒿上疏为代表，整个明代大臣反对嘉靖修道的理由基本一致，并在其遗诏中，以嘉靖口吻概括出来：“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诙惑”。 嘉靖初年 ,世宗崇奉道教 、宠幸道士主要是想通过修炼道家方术能够强身健体 ,达到祈求长生的目的。《明史纪事本末》。
另外，加速朱厚熜修道的原因是，从嘉靖十三年（1543）春天开始，他就患了一场大病，光是剧烈咳嗽就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学士张孚敬向其打听时，嘉靖给予了详细病情介绍：“至于朕的病，自从静摄后好多了，但是咳嗽仍不得除，元气已渐复，饮食已如旧，只是时或咳，不论坐卧之渐，虽熟睡亦顿省咳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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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嘉靖又分析说：“酒亦怕饮，饮不过半小盅，所以不是饮酒原因；也不是好色嗜欲，自病五月，后妃未进御，也不是色欲导致，早睡早起，也并非是过劳所致。”最后嘉靖感叹说：“没想到这次病的如此严重，什么药都没有效果，恐怕再生出别的病，亦无可奈何也。”《明世宗宝训》。至此为了尽快好转，嘉靖加大了服食丹药的速度，以求尽快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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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嘉靖的崇道行为，明清史权威孟森先生认为嘉靖崇道而不信佛是弊端中少一种，并认为嘉靖排斥佛教是英明之举，但对嘉靖沉溺于方士的方术则大惑不解。嘉靖的这种以毒攻毒的政策是受方士的障眼法所诱惑而成，而当时的佛教诸僧却没有这样的本事。《孟森，明史讲义》香港著名历史专家杨启樵先生分析了嘉靖崇道的原因，认为嘉靖崇道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有鉴于武宗引番僧误国事，二是受近侍的引诱，三是世宗想除病延年和道士投其所好。（香港）杨启樵：《明清史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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