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惊涛
对明朝蜀地人文历史的打捞,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顾此失彼甚至“厚此薄彼”的情形,即集矢于明末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研究,而忽略了整个明朝从建国初期到中晚期这段漫长历史的研究。从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到作家,大约都有了末世乱象比治世平局更摇曳多姿这个心理预期,所以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写作偏好。
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研究以及因之而起的大移民,对晚明及此后清初近一百年的四川影响深巨,这是毋庸置疑的。前者,是蜀人的痛史,以史昭鉴,这当然应该付以浓墨重彩;而后者,则关乎蜀地社会变迁及风俗的形成,所谓从俗思源,这似乎也很可以说无可厚非。但蜀地在明朝承平治世之下的两百余年优游历史,自然有它婉转纷繁的气象,对今天的蜀地习俗和蜀人气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末世乱象是以摧毁文明让历史记忆深刻,那么,治世平局中的文明催生以及形成则无疑让历史更加嫣然可观。末世乱象是晚秋荷塘里的几支残荷,治世平局是它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样子,残荷有它别样的美,但我相信,更多人愿意看到“接天莲叶无穷碧”。
作家黄勇的《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以下简称《走马锦城西》),将其兴叹的笔墨趣味集中于明朝两百余年治世中的成都风景,为我们复原了这优游蜀地中大都已经沉入历史风烟的动人景致,成为近年来明朝蜀地人文历史打捞诸多作品中,颇具独创性和标志性的一部历史随笔作品。
《走马锦城西》的历史选题的形成,在偶然性中其实有着必然性。明史研究专家胡开全在日本发现有关蜀王的珍稀文献,翻拍之后提供给了黄勇。黄勇在其中发现了“明成都十景”的诗篇,悠然感会于衷,便确立了这个选题,这是历史的偶然之处。
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十三代蜀王用诗歌文献记录下来的成都十景以及其他历史风物,早已经在人民记录的线头线脑中埋下了引子,蜀王珍稀文献只是偶然中起到了一个牵线的作用,在浩大的人民记录里,它们只是其中的一个佐证。《走马锦城西》中,大量的文献征引,正是“人民记录”的历史证明。风景的历史与历史的风景,经由两重记录,在这本书里完成了它的历史互阐。这是历史的必然。
风景的历史,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浅表层。作者调度的,正是胡开全提供给他的珍稀文献。蜀地有幸,明朝十三代蜀王,除了少数几个实在是提不起来的嫩豆腐外,其余大多数都是“诗书礼乐化一方”的贤明之主。他们的优游气质,影响了蜀人的生活态度。对城市景观的热衷改造和参与题咏记录,正是这种气质的生动表现。举凡龟城春色、浣花烟雨、市桥官柳、草堂晚眺、霁川野渡、墨池怀古、菊井秋香、閟宫古柏、岷山晴雪、昭觉晓钟,都是一个承平治世人文蔚起、民康物阜的证明。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经济如此高度发达、文明如此高度富集的环境下,才能自然恣肆、纵横无阻。
蜀王们的同题诗,更像是一场有组织的风景接力秀,而不单纯是王宫内苑的才艺比拼。藩王们的与民同乐,让风景有了穿越宫墙的现实基础。它们在历史的暗角,依然散发着动人的辉光,极雅致与极民众,成为明成都十景的两个最核心符号。正是这个浅表层,让大多数不了解明朝蜀地人文历史的人,经由这本书,重温了这段“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走马锦城西》对这段藩王之下的成都历史,有着极好的普及之功。
历史的风景,是这本书深层的内核。作为一个作家,黄勇知道,仅仅是呈现风景的历史是不够的,他需要作为历史风景的观察者,在浅表层的基础上,指认风景呈现基础上深层的价值或者揭示深层的内核。藩王文献中的个人趣味,如何得到人民记忆和历史审美的检验,作者显然还需要调动人民的记录,呈现历史的多重景致。所以,风景背后的人事更替、历史变迁、风俗流变等等,才是本书的深层内核。
由汉唐而及宋元,历史的上承记录里,其实早已埋下城市风景的伏笔,而历史的当代记录里,正是当时成都十景的最好呼应。在《走马锦城西》里,作者有很强烈的现实观照和现实思考,尤其是隐含其中的治乱与兴亡之叹,有些尽管以俏皮幽默的笔法写来,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须知,蜀人无论身处何种情境,都天然葆有这样的幽默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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