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是文人政治，刀笔吏是中国权力的主要掌控者。书法作为中国文人的特长，往往成为权力的敲门砖。早在秦始皇时代，李斯和赵高就以书法而成为秦国的青龙与白虎。后世的蔡京、秦桧、严嵩、和坤之流，也都以书法而登龙有术，精美的书法背后，竟然隐藏着一副无耻下流的酷吏面目。这种审美与罪恶的诡异结合，构成中国权力史诡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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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传统名利场，历来善书者不乏鸡呜狗盗、趋炎附势之徒，有品格有操守的书法家则凤毛麟角，而且往往不得善终。欧阳修在《笔说》中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董其昌正好与颜真卿相反，其人品虽不佳，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其书“必宝”。比如康熙就对董其昌的书法推崇备至，为董其昌词堂题写了“芝英云气”四字匾额，并亲笔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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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土，少年时因书法低劣而落榜，后临池苦练，终于成为一代书画大师，号称“三百年来一巨眼”。董其昌供职翰林，当过皇太子的老师，后来辞官回到老家上海。董早年在上海时很穷，负担不起摇役，“弃家远遁”。董其昌发迹之后，变得贪得无厌，为了攫取钱财，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此外，他还“造娼院以牟利”。没有多久，他就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超级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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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壮胆，财大则气粗，金钱和财富本身不仅诱发人的贪欲，也激发人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特别是法禁松弛的权力社会，作恶本身就是一种权势的体现。所有的权势都离不开暴力，董其昌不惜巨资豢养了一大群流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实际是中国市并自古的常态。顾炎武专门论及地方恶霸收留市井流氓、豢养爪牙打手的事情，“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在苏州府的嘉定县，“大家僮仆，多至万指”。董其昌虽然书法伟岸，但其实人品猥下。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多房妻妄，还广招致方士，作为房中术特别教练，练习采阴补阳之术。他曾费尽心机，娶了一位同僚的孙女为妾，并且强奸了这位小妾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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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本来就是欲望的极致，至于变态，只是一种较高境界而已。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其昌，一时兽性发狂，强奸了一个叫绿英的丫鬃。绿英的爹娘是秀才陆兆芳家的佣人；绿英逃到陆秀才家，向爹娘哭诉。董其昌的管家们闻讯，即刻出动200多全副武装的打手，冲进陆家，掳走绿英不说，见人就打，将陆家砸的狼藉一片，以示恫吓和惩罚。
可怜陆秀才祸从天降，含恨之下，竟然也走上了漫漫上访之路，自然没有任何结果。陆秀才毕竟是有功名的人，类似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多少比起农民来，还是要有点社会地位，因此也得到人们关注。有读书人颇有公心，将董其昌的恶行改编成说唱段子，这就像如今的手机短信，或者微信、微博之类。说书人就走街串巷，到处传扬董其昌老当益壮的传奇事迹——“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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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也知道，这事情毕竟能做不能说，好说不好听。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董其昌的家奴们立即展开行动，终于捕获了一个说书人。一顿严刑拷打，这个说书人竟然被折磨死了；临死前，他胡乱抓了一个范秀才作垫背。范秀才成了下一个“冤鬼”，其实他还是董其昌的亲戚，但董其昌六亲不认，范秀才被抓到董其昌家，写了保证书才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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