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故乡》中,记录了闰土有六个子女,他只能靠种地和打渔来养活孩子,但是他面临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崩溃和种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
作为农民的闰土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他只能更加勤劳地耕种,希望碰上一个好收成的年月,遇到饥荒,他只能忍饥挨饿,靠身体的隐忍来度过那些苦难。
而在现实中,晚年的章闰水,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他躺在病床上对自己的子女说,如果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跟周家去了北京。这是章闰水的一厢情愿,战乱年月,鲁迅能否顾念童年的情谊带他去北京,始终是一个谜。他这点纯粹的希望,或者说是幻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闰土和鲁迅见面,开口就叫“老爷”。当鲁迅的母亲让他像童年时称呼鲁迅一样叫“迅哥儿”时,他慌忙答道:“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几十年的生活压迫,他已经成了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农民了。
在旧式农民闰土的精神世界里,鲁迅永远是老爷,在鲁迅面前,他只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下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以闰土为代表的旧式农民从骨子里承认,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他的身份自然是低人一等。他到周家来搬一些旧物,是周家对他的施舍和恩惠。
中年闰土已经无法突破这样的精神世界,封建礼法的桎梏在他的心里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让他不得不在一切“老爷”面前低声下气,卑微而谦恭。
小说的最后,鲁迅写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闰土的孩子水生和鲁迅的侄子宏儿成了朋友,水生还约宏儿去他家玩。宏儿问鲁迅,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两个孩子之间的友谊,不禁让鲁迅再次回想起那个在月光下西瓜地里戴着银项圈,手持钢叉的少年。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他们的下一代总该能够平等地做朋友的吧。
然而对于这渺茫的希望,就连鲁迅自己也无法确定。就像这地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知识分子的孩子与农民的孩子能够平等地坐在一起,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为之而奋斗。
鲁迅当时这一朦胧的希望,如今总算是实现了。章闰水在57岁时,因身染重病而去世。他的儿子水生,后来也生活凄苦;但是他的孙子章贵,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习文化知识,终于摆脱了家族的命运。

文章插图
1954年,章贵进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因此与章贵相识,两人成为至交好友。1982年,章贵被任命为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终其一生都在为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安享晚年。鲁迅和少年玩伴闰土的后代,终于过上了他们当年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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