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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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2年9月15日,伪满洲“总理”郑孝胥与日本“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为自己的汉奸行径再添一笔郑孝胥之“留名”,在于他做了汉奸。假设他保住晚节,不去天寒地冻的东北当什么伪满朝廷的“总理大臣”,人们想起他的时候,更加会佩服其书法成就和满腹学问。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郑孝胥终究是货真价实地做了伪总理大臣,于是,他的“名声”连不怎么钟爱书法的人也知道中国近代有他这么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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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民国时期书法划分为五个流派,郑孝胥是其中一个流派的创始者,其书法地位可想而知。这五个流派: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郑孝胥的“郑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有为是保皇党死硬分子,于右任则是国民党元老,但谁也不像郑孝胥那样令人唾弃。康有为后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他以后即使也保皇,终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并且,他没有跑到东北去进入溥仪伪政权。于右任的政治作为一直有点像温吞水,但不妨碍他始终受着人们的普遍尊重。郑孝胥就不一样了,他是处心积虑地投靠日本人扶持的溥仪伪政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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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日寇,加入伪政权,是郑孝胥一生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他与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溥仪小朝廷在东三省的影响,都成为郑孝胥书法声名鹊起的强力借助。一时,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甚至商店的字号到处可见郑的手笔。通过“外交”途径,他的字还漂洋过海,传至日本和韩国,在异域引出不少追慕者。这里,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由字及人的评说,这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传统,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话是不应该作简单理解的,字不见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与其人的心理状态、性情密码总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郑氏的字里字外,透着一番得意,其单字无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长袖善舞之态,此亦其人乎?作为清朝最后的臣子,郑孝胥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以依赖外国势力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卖国上改。有人问他何以强国,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国人借款给我,他穷了,我富了。其实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钱给你,你不付出点代价,行吗?这代价,就是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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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郑氏以遗老蛰居于沪上。那阵子他以鬻书为生,与唐涉江等组成“丽泽文社”,以文会友,书名日增。后又开创“有恒心字社”,以课诸旧家子弟,不再四出宦游,他的书法倒是得以更加纯熟。这一时期,大多数前清遗臣已看清天下大势,即便思想守旧,而对重回旧日已不抱希望,但郑氏不然,他绝不甘于寂寞,不会就守在书斋里度日,所以,他后来奉溥仪命在天津一住七年,与日本人反复接触,为清廷复辟做种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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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郑孝胥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他则出面与日方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至此,郑孝胥的卖国之策进入实质性的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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