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下连绵的笔势,不可能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和“孤莲自振,惊沙坐飞”的气势。
这样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字，绝对不会有墨韵变化，一定是一团死黑。
这种曲解笔法的死解，时至今日，已经广泛流播，见惯不怪了。一些所谓的名家，在不自觉的，一本正经的，苦口婆心的劝导，演示，传播这种反书法精神和原则的错讹曲解，以至于流毒泛滥，害人不浅。
行书是楷书的便写,其主要特征，就是将逆入回收的笔势，从楷书的暗收，变成行书的明放。如果写楷书时没有笔势,写行书时，将不可能出现回环往复、牵丝映带和笔势，体势变化。
难怪许多人用上述方法学习楷书之后,根本无法过渡到行书，甚至永远都不会写行书。
这种僵化刻板的笔法与书法艺术毫无关系,以这种方法写字永远也无法进入艺术的境界。
三、刻本和墨迹，古人难求，今人易得；两相比较，将无曲解
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可见古时人们得到好的书法刻本，已经相当不易，更不要说墨迹了。
现在，印刷技术的发达，人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几乎所有下真迹一等的名家真迹。
颜真卿的墨迹本《自书告身》和《多宝塔》，风格相近，但一为墨迹，一为刻本。两相比较，当见不到墨迹，而以刻本为范，因此造成对笔法的曲解，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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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自书告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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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多宝塔碑》
尤其是欧阳询的楷书，全部是为歌功颂德所作的纪念碑，或者为亡者所书的墓碑。这种书法的功用，要求写的规规矩矩，笔画收敛，泯灭书家的个人情感。
加上刻石过程中的二次加工造成的变异，根本看不出来笔画起收的运笔轨迹，更是后世在笔法造型上，出现描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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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智永是南朝人，晚年就曾以《千文字》为内容，用真，草两体写了一千多本，从中挑选最满意的八百本，分送给浙东的各个寺院。
可见到了南朝，当时的识字范本，是具有书写性的，和刻帖笔画的起收不见笔路，完全不同。
《真草千字文》墨迹，到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仅剩一卷。流传下来的《真草千字文》，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种。墨迹本为日本所藏。
刻本有“关中本”，为宋大观三年时薛嗣昌根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于大观己丑（公元1109年）摹刻上石，又称为“陜西本”，原刻石今日尚存西安碑林。刻本和墨迹两相比较，判若两人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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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千字文》墨迹，刻本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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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大字阴符经》
颜真卿《自书告身》，褚遂良《大字阴符经》，智永《千字文》墨迹，当是唐人，南朝人楷书的本来面目。笔法，笔势自然，一笔书就，根本不存在画字的痕迹。
四、自然书写，是临学书法的关键
明朝书法家董其昌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米芾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
所谓的“得势”就是将起笔的“逆入”看做是上一笔画的继续,将收笔的“回收”看做是下一笔画的开始,也就是说只有在上下笔画笔势连贯的基础上,逆入回收才能成为“真言”。
这和唐人所说的“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遥相接续，意义相同。
针对这种误区,清代汪沄的《书法管见》指出:“书诀中所谓无往不收,无垂不缩,一着迹便死矣。”主张逆入回收的笔法不宜说得太死板。
当前,一般人都不知道笔法的产生、作用和意义,将逆入回收当做笔画的一部分去理解，去表现, 为笔画而起笔,为笔画而收笔,无视笔势的存在，结果会千篇一律地为起笔而起笔，为收笔而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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