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的“忠”
“忠”在我国道德体系中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道德修行，那么侠客中“忠”是什么样子呢？例如，豫让在行刺赵襄子失败时，并没有接受朋友劝其投奔赵襄子门下的建议，他在报智伯知遇之恩时，保持了自己忠义名节；而刺客聂政行刺成功后，为了保全事主和自己的家族，大义凛然地自裁，这种义举也是忠。
“忠”有很多内涵，对自己主人忠诚，一士不投二主，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对自己的国家也要忠诚。在武术界，忠的人格思想历来被传承，侠客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师傅，自己的门派，在师徒关系中，讲究的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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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的“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武术，侠客所具有的侠义精神是侠客文化内核。义就是侠客人格精神特征的概括，侠义传统在中国民间具有独立而完整的精神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代表对社会公正、公平最朴素的愿望；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深得人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民间社会道德系统所认同的；有超人的武艺，敢说敢为，言行如一的人格精神。
侠客这种公正、正义、敢说敢为、能够伸张正义的“义”举，在法纪薄弱的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能为下层遭受苦难的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真正的侠客以“义”和“利他”为人生追求。这也是江湖上或者小说中武林社会所倡导的“义”，简而言之就是“济困扶危、抑恶扬善”。
侠客的“信”
“信”是侠客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也是侠客最基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信”在商业中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受雇于人”的侠客也一样，“信”是侠客最进步的行为准则。侠客把自己看成是“替天行道”的执行者，“重诺守信”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立身处世的核心。
《史记·游侠列传》记载“今游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既已存亡生死矣，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司马迁把侠客“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信，看成是侠客人格理想最核心要素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最能代表侠客“信”的人是季布，“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答应的事，一定办成。侠客把“信”看成比生命还要重要，答应别人的事，即使以生命的代价，也要坚定不移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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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字典里，“信”被确立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信早就被诸子百家视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信”的内涵同样对历代武术家影响深远。诸多的武术学派和历代武术学家都将信，作为处世原则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在民间，真正的侠客往往是值得信赖的人，也是让人钦佩的人。
由此可见，侠客思想中的“忠”、“信”、“义”与我国古代文化道德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侠客与武术文化交融时，碰撞出侠义精神，形成侠义文化时，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
侠客与武术文化交融
侠客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与当时盛行的诸子百家思想、政治格局走向以及后世武侠文学等都发生了内在联系，侠文化和武术与其它优秀文化碰撞相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当人们不能满足理想中的“大侠情节”，却又钟情于侠文化时，武侠小说则应运而生；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侠义”文学，从历史传记到文学体裁，侠文化变得更加浪漫神奇；从侠客到武功高手，侠文学变得更加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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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为何侠客盛行
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侠客，给人们留下的是强烈的尚武精神，特别是在武侠文学被广泛传播的形势下，人们的崇侠意识被激起，于是侠客就成为被追捧的对象。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为何盛产侠客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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