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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政权初建，大祚荣审时度势、左右逢源，令“靺鞨之众及高（句）丽余烬稍稍归之”。新兴的渤海政权在夹缝中站稳了脚跟，还逐渐形成了“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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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朝廷（705年武周复国号为唐）终于也注意到了这个地方民族政权的存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遣中郎将鸿胪卿崔忻前往“旧国”，正式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地为忽汗州（因境内有忽汗河，即今牡丹江而得名），加授其忽汗州都督之职。从这时起，这个政权的正式国号变成了“渤海”，而其君主大祚荣也具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渤海国的最高统治者“渤海郡王”，又是唐朝的地方官“忽汗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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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渤海之间的关系，在大祚荣去世（718）之后一度出现了波折。与其父不同，渤海第二代君主大武艺显然具有“割据”的意识，甚至私自建立了自己的年号——“仁安”，以示不奉唐家正朔。头脑发热的大武艺甚至打算对唐用兵。连他的亲弟弟大门艺也觉得这是不自量力：“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疆，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好在大武艺最终并未失去政治家的理智，在现实面前碰壁后仍然选择向唐“悔过”，渤海与大唐的关系才告恢复，并迅速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密切的程度。
在渤海政权存在的两个多世纪中，共向中原王朝朝贡一百三十余次，唐遣使渤海十几次，这只是在记载中发现的，而没有被记入史籍的双方来往的次数肯定很多，这些双方往来主要的交通线路就是“朝贡道”。顾名思义，也就是为了渤海向唐朝贡而起的名字，它是从渤海京城到唐都长安的交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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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渤海的“京城”，不能不提到其奇特的“五京”制度。698年大祚荣始建国时，据东牟山筑城为都，城址在今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渤海古城，后来称该地为“旧国”。唐玄宗天宝年间渤海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将王都由旧国迁至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和龙县西古城）。755年左右，大钦茂又将王都迁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贞元年间，大钦茂第三次迁都，由上京迁至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八连城）。794年左右，渤海第五代王大华屿又将王都由东京迁回上京龙泉府，从此定都于上京，直至渤海灭亡。再加上西京鸭绿府（今吉林省白山市临江）与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北道德源），就构成了渤海的“五京”。其中的三个在今天的吉林省境内，这里自然就是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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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朝贡道”从渤海国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经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再行至西京鸭绿府（今吉林省临江市），顺鸭绿江入海至唐朝的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进驻渤海馆，边休息、边等待唐许可入京的文书。拿到许可文书后，向西经蓬莱州（今山东掖县）、青州（山东益都）、兖州、汴州（河南开封）、郑州、洛阳，入潼关到长安。
可以说，它是渤海与唐朝之间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也是“丝绸之路”向东北的延伸。在“朝贡道”上，大唐赏赐渤海的丝绸不绝于途。渤海每一次朝贡之后，按唐的惯例，都要接受唐“回赐”的许多物品，包括丝绸、锦袍、袭衣、绫罗、绢帛、锦采、绣绸、丝布等。比如开元十八年（730）“渤海遣使智蒙来朝，且献方物，马三十匹，授中郎将，赐绢二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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