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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认识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宋徽宗就改元“崇宁”，向天下显示自己崇拜“熙宁”之意。而“熙宁”正是宋神宗的一个年号，“王安石变法”又被称为是“熙宁变法”。宋徽宗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已经倒向了改革派，然而这还不算最坏的消息。早就被排挤出朝廷的蔡京，此刻通过投宋徽宗之所好，重新回到了中枢，还很快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大宋宰相。蔡京借着宋徽宗的信任，以恢复“王安石变法”的名义，大搞朋党，擅权误国，“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 未有一事合熙、丰者。”（《三朝北盟会编》）。因为此前曾屡屡被反对派所打击，蔡京上位后，便开始了对他们的打击报复。崇宁元年九月，蔡京按照宋徽宗的授意，列举了一份“奸党”名单：其中曾经做过宰执大臣的有22人，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名臣；曾任待制以上官员的35人，包括了苏东坡等人；而其余还有秦观、黄庭坚等官员48人；内臣8人、武臣4人。以上合计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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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奸党”名单，由宋徽宗亲自手书，刻石碑于端礼门外，昭示天下。第二年，有人上奏说近在京师附近的人竟然不知道名单上有谁。于是，为了扩大宣传，宋徽宗又名人抄写名单，分发各地，要求都要立碑公示。但搞笑的是，因为抄写人员的马虎大意，将碑尾的人名遗漏，最后分发的名单竟然只剩98人。或许是蔡京发现了这个缺漏，于是第二年，宋徽宗和蔡京又重新扩大和整理了这份名单，一共列出309人。这份名单亦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碑于文德殿门前。同时，蔡京也书写了一份，发放到各州县，令各处也刻碑“纪念”。蔡京的书法，于是才得以出现在了桂林的摩崖石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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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祐党人”受到的待遇蔡京所罗列的“元祐党人”之中，不乏司马光、苏东坡、苏辙等大文豪。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就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其子弟也多在朝为官。而同为文化人的蔡京知道，仅仅立碑毁谤来打击他们，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开始采取其他手段，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孙予以打击。1、禁毁“元祐党人”的著作在“元祐党人”中，最负盛名的就数司马光和苏东坡了。而司马光最有名的著作，便是由他主持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蔡京指使蔡卞、林自等人对《资治通鉴》下手，想要毁掉其印版，当时的太学博士陈莹得知以后，为保护该书，当即提出了宋神宗曾经为该书题写序文的事实。蔡京只得作罢。而如何禁毁苏东坡的诗词，亦是一个头疼问题。当时，苏东坡的作品就已经风靡天下，“朝廷禁止苏公文章,赏钱增至八十万, 禁愈严而传愈盛, 往往以多相夸。”（《宋稗类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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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蔡京对司马光、苏轼等大咖的著作无可奈何，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牵连“元祐党人”的子弟崇宁二年，徽宗下诏:“元佑及元符之末党人亲子弟,不论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宋史》）也就是说，宋徽宗这是将“元祐党人”及其子弟，全部赶出京城。不仅如此，蔡京还从科举这条路上，断绝“元祐党人”子弟做官的念头，让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甚至是皇家子女亦不得与名单上诸臣后代通婚。这无疑是视“元祐党人”为贱民，而且是要永远断绝他们的翻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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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新旧党争的残酷性，在这里可见一斑。而与此相反的是，改革派的主将却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恩宠。已经去世的王安石不仅被追封为了舒王，而且配享孔庙，蔡确也被封为了清源郡王。结语：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宋朝的天空上出现了异象：“太白昼见”（《宋史·徽宗本纪》），这一年彗星出现，金星的亮度异常。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天象异变。与此同时，蔡京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打击，也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如此“天怒人怨”，自然让宋徽宗心里不安起来，于是，他才下诏毁掉各地的石碑，同时解除了“党人父兄子弟之禁”。同年9月，宋徽宗宣布大赦天下，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残酷打压终于告一段落，但他们的仕途仍然困难重重。尽管斗争稍稍平息，但其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弥合，这也加速了北宋覆亡的脚步。参考资料：《宋史》、《宋稗类钞》、《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纪事本末》、《论元祐党人案》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说的不对的也要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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