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载提出了“为政者在乎是民，人政不德，人不附且劳，为政必以身倡之。”（有司篇）变而通之以尽利，理势即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系辞上），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用不倦（系辞下），“利于民则为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语录）。可见张载是以渐变三代推行改革，要求统治者要一身为百姓造福，勇敢的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第二，建立“西铭”中倡导的“民吾同胞，物为与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大君者，吾父母宗，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的和谐博爱社会，其境界之高，理想之远大，王安石新学也无此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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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张载十分推崇“周礼”特别对恢复井田用力最多。张载的仁政首要之一是“行井田”而井田的核心有八大纲领，即：“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孰本抑来。”并主张设立“市贸之正”，这与王安石长远土地政策基本吻合。所不同的是张载把解决土地问题当做首要问题、并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四，张载创立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最高宗旨。倡导“学则须疑，守旧无功”的学风，这与他对天文、地理、兵法、医学、宗法、货值的研究，中年又关心边防的一系列成果有关。还包括他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成果。说明张载关学注重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难怪二程洛学谢良佐批评张载关学“溺于刑名度数之间”不是没有依据的。翻遍张子全书没有攻击新法的言论，在王安石的著作和文章中也没有批评张载的话，只有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写有“与王安石语多不合，皆辞官西归”。
从以上各自观点来看，张载和王安石在好多地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人都是早年丧父，少孤自立，最后自成一家；都受过范仲淹的教化，只不过王安石侧重于政治，张载侧重于学术；都对“周礼”非常重视，张载说“周礼”是得当之书、王安石更说周礼能“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张载向往“井田”、王安石也向往“井田”；张载注重教化，王安石更强调教化与陶冶人才的重要；王安石主张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张载也主张利民、认为“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王安石的“道即气”与张载的“太虚即气”具有相似之处。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王安石所说的“道”相似于张载所说的太虚。王安石所说的“元气”相当于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的气之本体状态。王安石所说的“冲气”相当于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的变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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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人所不同的有三点：第一，王安石特别强调理财的重要性，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并自谓是“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为天下理财也（答曾公亮书），张载却没有谈到理财问题，忽视了理财的重要性。这应该是他俩人的分歧重点。
第二、张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张载对王安石的变法评价到”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吾辈政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这段话语的大丞相即指王安石，张载一方面肯定王安石有复兴儒学之功，认为世学不明已有一千五百年，今王安石有志明之，并言之于书，使天下之学士乃不朽功业。另一方面张载又指出王安石新学存在于“谋之太迫，质之太烦”两大弊病，可谓看到了王安石变法和新学之要害。
第三、王安石从22岁进入仕途，在官场和政治上有丰富的经验，在变法上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而张载38岁才入仕途，学术上很有成就，官场上虽然两被诏晋，三历外士，但时间很短，在变法上是一个没有权利的温和派。从私人关系上讲，张载和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二程、邵雍等人关系比较密切。但他们俩人都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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