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历史教科书上少数没有解释清楚的政治现象。
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牛李党争”是代表“寒门”的牛党对抗代表“贵族”的李党。其理由是牛党的代表人物李宗闵、牛僧孺通过科举入仕，而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是通过门荫入仕的。
对此需要了解的是，牛党领袖李宗闵乃是李唐宗室郑王李元懿之后，他跟李德裕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其实，在唐朝皇帝口中，没有“牛李党争”的说法，只有“二李朋党”之说。
文宗所说的“二李朋党”就是李德裕和李宗闵这对冤家，因李宗闵比牛僧孺先入相，后来才由“二李”演变为“牛李”。
所以，“牛李党争”绝不是贵族对寒门的斗争。而是其他原因。
宪宗朝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历史上评价这段时期唐朝政治是比较清明的，还没有出现党争现象。
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人系同科进士，情好甚恰。他俩接受朝廷考察对策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直言不讳，“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
由于把朝政批判得过于尖刻，把宰相李吉甫气的够呛，以至于在皇帝面前不得不自我辩解，还流下了眼泪。
为此，李吉甫对李宗闵和牛僧孺二人刻意压制，两人多年不得调任，前途一片黯淡。
元和七年，李吉甫去世，压在头上的大山没了，李宗闵、牛僧孺才迎来出头之日，随即均被提为监察御史，开始了扬眉吐气的仕途生涯。
李吉甫虽已逝世，却有个非常优秀的儿子：李德裕。
他胸有大志、学贯古今，有澄清天下之志，却一贯鄙视科举，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后来才通过门荫踏入仕途。
裴度一手提拔了李宗闵，跟李德裕也志同道合，毕竟在裴度手里也曾削藩成功的。
从裴度的角度来说，在大是大非上，李宗闵和李德裕确实没有争斗的必要。
不过后来，一场科举考试又加深了双方的芥蒂。
李德裕、元稹、李绅（后来都成为宰相）三个翰林学士联合起来，上奏说主考官钱徽受了李宗闵请托，结果李宗闵被贬出京城，好不容易考上进士的女婿苏巢也被剥夺资格。
古人特别在意名声，考上进士又是特光耀门庭的事情，这次李德裕让李宗闵丢人丢到了家。
从此，双方梁子深深结下，“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文臣、宦官和藩镇成为了帝国维系平衡的三方势力。
在以往唐朝政治开明的时期，宦官和藩镇都是不成为势力的，文臣一旦做强，就有可能实现唐朝的复兴。
裴度之所以能够辅佐唐宪宗平定割据的藩镇，就是因为皇帝、文臣之间总体还是一条心的，没有出现严重的党争分裂现象。
而文臣之间一旦出现了朋党，就难以集中力量对付宦官和藩镇，唐朝必然会陷入一个持续衰退的时期。这就是“牛李党争”带给大唐的重大负面影响。
因为无论是李德裕、郑覃还是李宗闵、牛僧孺，都算综合能力、影响力很强的实力派，尤其是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是“出将入相”的典型，不仅做宰相有能臣之名，治理地方也是一把好手。
那么，期间有没有别的势力打破党争的格局呢？
还真的曾经有代表“第四种”势力崛起了，差点把文臣、宦官集团一举掀翻，其代表人物就是李训和郑注。
李训精通易经，郑注精于药学，都得到了唐文宗的宠幸，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这两人先是把李德裕和李宗闵都双双排挤出京城，随后预谋发动“甘露之变”诛杀所有宦官。
这场政变却由于准备仓促而失败了，李训和郑注遭到了宦官的反杀，当时在京城的其他宰相和百官被牵连杀害的也有一大批。
“甘露之变”的结局，意味着图谋打破权力格局的李训、郑注“第四种”势力的失败，同时标志着宦官集团进一步掌握了朝政。
“牛李党争”不仅有个人私怨，还有政见分歧。
大致来说，李德裕一派是进取型的，以削平藩镇为己任，他辅佐的武宗会昌年间，已经逐步收服了藩镇，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崇尚道教的唐武宗因吃了道士的“长生不老药”，英年突然早逝，李德裕也因失去了皇帝支持，导致复兴大唐的伟业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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