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徽州礼学研究的兴盛，江永当为居中执要的关键人物。其学意在矫正理学和心学的空疏之弊，而溯求于典章制度的礼学考证，由虚理转向实证，由宋学转向汉学，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在江永的启示和引导下，徽州出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和礼学传世之作，如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洪榜、凌廷堪等，他们承前启后，显示出地域学术的厚积薄发。他们用“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方略，建构起“理存于礼”和“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深为后世学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如戴震主张“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其《学礼篇》“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上承江永的“弃理言礼”，下启凌廷堪的“以礼代理”，在清代礼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将义理之学与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发凡起例，释疑解惑，充分体现出淹博、识断与精审的“皖派”风格。金榜《礼笺》一书，“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既重视典制器物之考证，更以躬行践履，革除释道之侵蚀，实为“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尤其是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一书，“以通例而明礼”，强调“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证实了“礼之外，别无所谓学”；“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推进了乾嘉以后礼学研究在文本体例考证和思想探索上的历史进程。
【 理学|从“理”到“礼”——明清徽州礼学谱系的历史演进】清季，以胡培翚、程恩泽和俞正燮为代表的徽州礼学家，通过对“理欲之辨”的学理考证和“敦品正俗”的躬行践履，从而将江、戴之学发扬光大。胡培翚出身于“绩溪金紫胡氏”礼学世家，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又承袭其师凌廷堪的治学旨趣，历数十年而成《仪礼正义》。在著书立说的同时，更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恤党赒里，体现了“皖派”汉学通经致用的经世情怀。俞正燮长期坐馆入幕，热心于国计民生，其《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以制度考证为切入，意在“存古”而志在“开新”，引领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对内在礼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争论，转向于对外在社会制度和人性优劣的密切关注，为晚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
总而言之，徽州礼学从宋明理学“以理代礼”的学术规模，历经时代的嬗变，逐步演进为乾嘉汉学“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完成了从“新安理学”到“皖派礼学”的理论建构，但其礼学谱系仍不出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两途。明代礼学“少而空”，清代礼学“多而实”，究其原因在于礼学不擅空言玄谈，且与政治规范、社会秩序和民俗礼仪息息相关。
(作者：徐道彬，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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