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道”是天地之本源，那么“化”则为万物之共性。“化”在《庄子》中共出现了70多次，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庄子》中的“化”大致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其一，“化”的含义是变化，是天地万物具有的一种共同特性。在庄子看来，世界万物，无一刻、无一处不在变化。而万化之中，最大者为生死：“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由考察“气”之聚散过程，庄子得出了生死一体，二者循环互“化”的结论。
其二，“化”是事物的现象，“道”才是现象背后的动因。《山木》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成玄英疏曰：“禅，代也。夫道通生万物，变化群方，运转不停，新新变易，日用不知，故莫觉其代谢者也。既无日新而变，何始卒之有耶!”可见，“道”才是“化其万物”背后的动因所在。
综上，在《庄子》中，“道”是天地的本源，它产生并主宰世间万物；“化”则是万物之共性，唯有“道”才是“化”背后的动因。换言之，“道”在哲学意义上远高于“化”。王锺陵先生提出“道”的含义是“大化”的观点，实则否认了“道”在庄子哲学中的本体属性。如此，庄子哲学将不再具有探讨万物本源的性质，而成为一种仅仅聚焦于世间万物现象之上的学说，这无疑是对庄子哲学的一种矮化。
“三言”：《庄子》论“道”的独特方式
王锺陵先生在《大化》一文中，用了很长篇幅分析《大宗师》“道”论中关于狶韦氏、伏戏氏等的描述。他认为：“此节所描绘的乃是一幅神话式的宇宙和人文世界的形成图景以及人文历史的发展史。”我们完全不能认同这种看法。事实上，这段描述与“宇宙和人文世界的形成图景以及人文历史的发展史”了无干系，而是《庄子》中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目的在于表现“道”之神妙。
首先，这段描述缘于《庄子》对言意关系的一贯看法。语言虽然是人类表达思想的有力工具，但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庄子对语言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一再说明语言无法表达最精微的思想：“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所谓“道不当名”，无非是说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能用语言来谈论的道，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既然通常的语言无法论道，那就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论道。
其次，“三言”是《庄子》论“道”的独特方式。如上所述，庄子深刻怀疑语言论“道”的有效性，但除语言之外，并无更好的论“道”工具。由此，《庄子》匠心独运地采用了“三言”论道，正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其中的“十九”“十七”等，虽然不能坐实为篇幅数字，但其意在说明“三言”应用之广泛，大概是不会错的。事实上，《大宗师》中对狶韦氏、伏戏氏等的描述，采用的正是一种寓言方式——借狶韦氏、伏戏氏等得道之人的神妙，来渲染“道”的神妙。
尽管对寓言、卮言、重言的含义，历来治庄者存有不同看法，但大都认为“三言”皆为道论服务，其本身不能被当作事实看待。《大化》一文值得商榷之处，恰恰在于把寓言当作真实史料对待，所以不尽合理。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据此以考事实，苟非十分谨慎，必将治丝益棼。”包括《大宗师》在内的《庄子》中所提到的人与物，正应如是看。(作者：胡翠柏，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松来，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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