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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朝廷采取了将钱的重量改轻，铸造每文一钱的轻钱；禁限铜器的铸造，犯者治罪；改定钱质的搭配比列，减少含铜量，由原来的铜七铅三，改为铜六铅四等措施。新的办法实施后，私毁现象显著减少。但由于钱轻，以铜铸钱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又开始泛滥。康熙四十一年，为遏制私铸行为，清廷又恢复每枚一钱四分的重钱制。其实加大钱的重量，并不能制止私铸，因而毁官钱成为康熙末期至雍正初期钱法败坏的主要表现。雍正即位后，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雍正五年时再次减少铸钱含铜量，以铜、铅各半之制；二是减轻钱重。雍正十二年，以一钱四分之钱改为一钱二分之钱。此后，一钱二分重的钱制，沿用了一百二十年左右，直至咸丰初年。乾隆五年，对铸钱质料又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即在钱中加锡，铸青钱。以前所铸之钱，为红铜、白铅合金，呈金黄色，称黄铜钱。此后加入少量黑铅与锡，所铸之钱呈青色，故称青钱。这种青钱质脆，毁熔后无法打造铜器。因而改铸青钱后，对遏制私毁制钱打造铜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初至乾隆初年这一阶段，钱的重量、成分比例屡次更改，经过多次的变更，清廷终于摸索出大致接近客观规律的定制。至此，以调整钱重、钱质为主要手段的钱法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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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乾隆初年至咸丰初年这一阶段是清代钱法变动较小的时期。清政府对于制钱的管理主要是以调节铸钱量来维持官方固定的1：1000的银钱比价。清初时，银钱比价始终是银贱钱贵。乾隆即位后，主要采取大量鼓铸，防止钱贵现象的出现。为了扩大铜源，乾隆帝令“商民自行出洋采铜”。出洋采铜，主要是指东渡日本采购洋铜，在此以前，先是由内务府商人承办，后来又改交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八省督抚委员办理。与此同时，朝廷又放松矿禁，扩大铜矿的开采。乾隆三年上谕：“凡系产铜山矿，令地方官辨明砂色，实有裨于鼓铸，始准结报开采”。当时，云南产铜正旺，乾隆谕令以前由各省商办解京之铜，全部由云南供给。乾隆前期，由云南解往京师铸钱之铜，每年达633万斤，宝源、宝泉二局的铸钱量显著增加。乾隆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也造成了银价相对趋贱。为避免银贱钱贵，官府制钱量也随之增加，因此白银与铸钱的流通量在社会上同步增长，造成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到了乾隆三十五年时，已经出现了钱贱银贵的现象，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二百文。此后，便陆续减、停各省鼓铸，以便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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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乾隆五十九年，各省钱局全部停铸。嘉庆元年，因铸“嘉庆通宝”钱，各省复开炉鼓铸。因此，嘉庆初，又一度出现了钱价上涨的现象。嘉庆九年，户部反映“京城钱价过昂”，这一时期钱贵。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用去巨额军费，官府所藏的二亿多两白银进入流通市场，造成钱贵。不过，这是短暂的现象，当时由于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外国商人还以洋元套购中国的纹银，致使白银外流。所以嘉庆中期以后，尽管鼓铸量较以往减少，但钱价却逐渐跌落。嘉庆后期，钱价趋平，至道光初年，便已转为银贵钱贱了。道光继位后，各地钱贱的消息接连报来，至道光十八年，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六百多文。银贵钱贱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基层百姓，他们手中的货币主要是制钱，钱的贬值，无疑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受损失，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恐慌。但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应对，无法解决白银外流、银少而钱贱的问题。此后数年，银钱比价有增无减，至道光二十八年时，京城银一两可换二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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