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崛起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新生代、新移民作家，与现居国的关系摆脱了前辈作家的紧张性，他们巧妙利用介于祖籍国和现居国间的双重“边缘”属性，以文本呈现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多元互补的创作手法
东南亚文学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选择现实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立足于表现东南亚殖民地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反映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在战后东南亚华文文学复兴过程中，新马的方北方、韦晕，泰国的年腊梅、方思若，菲律宾的施颖洲、林涛，印尼的周颖南、冯世才，缅甸的黄绰卿等都是特点鲜明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战后东南亚各国走上独立之路，各国、各代作家在重新梳理历史时的想法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反传统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高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个人内心的真实及作品的形式技巧。现代派大多在作品形式上下功夫，有时难免晦涩艰深，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早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略显浅陋的缺陷。二者的关系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次论争之后渐趋缓和，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学技巧有所提升，而现代派的作品也开始注重在思想主题上走向反映社会问题的层面。
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合流，新生代作家采用历史反思、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等多种手法创作了大量反映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作品。黎紫书的《州府纪略》通过寻觅个体人物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剥夺的踪迹重述历史，不动声色地淡化了传统的政治话语，以碎片化的手法颠覆主流话语叙事。张贵兴的《群象》《猴杯》，通过感觉化叙事和感官性处理将东南亚社会现实世界中的雨林再现出来。吴岸的《墙》《舞者》《信念》等诗作成功运用象征手法，达到了写实与写意的完美结合。朵拉的《钟摆》《唱片的日子》通过人变成钟摆、唱片反映了人性的异化，影射现代人的迷茫与困惑。唐珉的《复活》以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手法寓示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翁弦尉的《弃物祭文》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开放式的结构赋予了语言新的活力，极具实验性和现代性。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立足于东南亚社会发展起来，与现实主义的互补、融合成为其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特殊之处。
在华社、华报、华校三大支柱的支持下，东南亚华文文学经过曲折坚韧的发展，展现出复杂多元的创作风貌，也在努力跨越“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的界限，将东南亚华文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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