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编选者选谁的文章不选谁的文章，选哪些文章不选哪些文章，已经透露出了他的文学理念，编选者甚至可以不再多写一字，而高明的读者自能会意。
明朝茅坤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背景是其时文坛上的两股潮流相互竞争，一者主张文宗秦汉，一者主张文宗唐宋，而茅坤推崇唐宋散文。清朝张伯行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是基于其复兴程朱理学的宏愿。
前文提到了张伯行在福建任官时主持编纂了《正谊堂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其中一种。《正谊堂全书》五十五种，分为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个部分，《唐宋八大家文钞》在立言部，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张伯行为《唐宋八大家文钞》撰写的序言，也是从立言说起的。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张伯行认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原是分不开的，“古之圣贤，本其德而垂诸言，以为功于万世”。只是到了后世，三者各有所立，而难以兼而有之。“文章一道，近于古之所谓立言者”，要立下一家之言本就很难，而要称得上大家就更难了。
张伯行从文学的“盛衰升降”为唐宋八大家做出了定位：《诗》《书》《礼》《易》《乐》《春秋》是为“六经”，这是“治世之文，文之本也”；春秋之《国语》乃衰世之文；《战国策》乃乱世之文；秦朝无文；西汉之文，以贾谊、董仲舒、刘向为盛；东汉文弱；三国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丽，乱杂而无章，立言之士，盖寥寥焉”；到唐宋，这八大家令文章再度“蔚兴”，“固不敢望六经，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汉之盛”。
张伯行对八大家的文章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在张伯行看来，文章的好坏，在于是否合乎道。他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而离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张伯行便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对八大家文章的批评，选择他认可的文章编入选本，寄望这个选本“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
与茅坤的选本相比，张伯行的选本首先是规模更加小，茅坤的选本164卷1371篇文章，张伯行的选本仅19卷317篇文章，对于初学者而言，张伯行的选本显然更亲切，正所谓“后出转精”，张伯行的选本在选择篇目与厘定评语时，能够吸取茅坤选本的长处，而避免其短处。张伯行选本最大的特色，是推崇曾巩的作品，三苏中苏洵的作品，张伯行只选了两篇，未免太少。而张伯行推崇曾巩的原因，在于曾巩的文章不仅本于“六经”，而且为朱熹所喜爱。
选本鲜明体现了个人或流派的文学品味，有的选本只绚烂了一时，有的选本则流行到了现在。张伯行的选本，直至今天仍在印行。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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