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间的学术水平如何？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用的国际标准来看，民国时期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外，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期间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连《江村经济》也成作毒草批判，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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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本来，学术和学人的史实、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应该让公众了解，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学问，也应该用浅近的语言、形象的方法向公众介绍。在媒体出现不实报道、舆论对公众误导时，学术界要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要主动提供正确的事实和评价。但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本学科视为常识性错误或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或不敢公开纠正，以至积非成是，形成“常识”。而一旦传说被某高层领导认可或采用，不但再也无法纠正，学术界某些颂圣人士与风派人物更会从学术上加以论证和提升，反成了不刊之论。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
我还看到过一篇“钱锺书拒赴国宴”的报道，据说他在江青派专人邀他参加国宴时不仅断然拒绝，而且谢绝来人为他找的“没有空”、“身体不好”的借口，要求直截了当回复江青“就是不想参加”。一些媒体纷纷转载，使钱锺书的形象又增添了学术以外的光环。我觉得这既不符合“文革”期间的史实，又不符合钱先生的行事风格，在看到对杨绛先生的一篇访谈后，更断定这是夸大失实的编造，就写了批驳文章发表，此后似乎再未见到这则故事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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