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司马迁用整个生命创造出来的，其价值之所在，也是司马迁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毫无疑问，《史记》之不朽，归于对社会、历史的严肃审视和尖锐批判。通过《史记》我们可以明了，司马迁多重思想的构成，以及复杂的情感形态。
扬名显身，立言不朽
大人物总是有大抱负，有了大抱负才有可能成为大人物。
李白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低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才能成为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司马迁天资过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北涉”，从文学角度看，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般景的旅行经验，对他养成大胸襟、形成大手笔、写出大文章，有极大的作用。
司马迁二十岁左右求学于当时的古文权威孔安国。光是如此还不够，儒家的经典传记、古史中的文献记录、先秦的诸子百家、历代的诗歌辞赋，一直到汉初的政府档案，司马迁没有不详加阅读的。
这些，皆为太史公著史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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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雕像
立德、立功、立言是依照古代社会价值高低的排列。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太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乎，司马迁从一开始便明确追求第三层次——“立言”。
“立言”为人生不朽之盛事。司马迁有深厚的学问，有不凡的视野胸襟，更有奋斗进取的满腹豪情。他一心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向往自己的著述能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作。
从此，“成一家之言”的撰史目的，与“立言不朽”的著述理想，就紧密结合在一起。司马迁这种表述，已成为历代史家寄托理想的典型表白；也因此，“立言不朽”的观念，一直引导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文章著述与人生价值结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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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雕像
景武之际，是汉代统治集中至极的时期，也是国家实力发展至极的时期。这一段，正是司马迁生活的年代。
太初元年至天汉二年，司马迁过着相对安定的日子，他的事业、地位亦达到巅峰。有人说：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大圣人孔子，而孔子死后已有五百年，也应该有一位伟人出现！
太史公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认为这个人应该是自己。又：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成了司马迁得时无怠的人生理想，也正是其扬名显身人生观的核心。
发愤著书，方能成功
“愤”是一种愤懑、怨恨的情感反应，也是司马迁心中那团压抑不住的烈焰，更是《史记》中那挥之不去的浓烈情感呈现。
它凝聚了司马迁所有的苦痛。有了它，司马迁的生命苦涩之情倍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加透彻，对社会的批判也更露锋芒。
屈原剧照
【 因心|司马迁：为显身而立言，因心有郁结而发愤，秉笔直书，成一家之言】追溯中国古代“发愤著书”之源，《诗经》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屈原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抒情。”
司马迁引述孔子对怨的看法，又汲取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再加上自己创作的实际体验，综合提出发愤著书之说。
司马迁因心有郁结而发愤述作，其愤来自于“李陵之祸”。这场灾祸，对司马迁来说，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但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也是司马迁思想发生飞跃的转折点。
细读《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可以发现他从“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愤”。这一情感转变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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