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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从青年时代起就梦想着鸿篇巨制的创作。他于1804年完成的《英雄交响曲》成为实现这一心愿的里程碑。交响曲作为古典主义时代最为显赫的大型器乐体裁,不仅使18、19世纪之交的听众趋之若鹜,而且是作曲家们展现其创作才华的首选领域。在此后的10年时光里,贝多芬创作了除却《第九交响曲》的全部八部交响曲,为其奠定了崇高的音乐历史地位。在他先后完成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中,我们看到了基于个人精神的两种审美态度。第一种是积极入世、充满斗志的,反映了作曲家对于音乐力量和精确结构的表达与崇尚;第二种则超然出世、祈望平安,表现出作曲家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理想之境的祈望。在他创作的《第七交响曲》中,贝多芬将交响曲的社会公共价值发挥到极致。他将爱国主义的群体情绪注入乐曲之中,用深沉的笔调谱写出具有葬礼特性的第二乐章的“小快板”,以此纪念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作曲家又以极其冒险的方式在快板乐章表现人世的斗争与戏剧性冲突,让观众倍感“新音乐”引发的炽烈激情。让交响曲朝向大众不仅是一种创作目标,也是作曲家心怀的社会责任。在贝多芬看来,音乐应该具有引导人民、启发民智的功能,而自己的作品应该将人类面对的普遍困难、斗争意志和理想追求囊括其中,并通过高度抽象、富有哲思的音乐在大众中展现和传播。1818年之后,贝多芬为大型管弦乐队、四重唱组与合唱队创作了两部经典巨作:《庄严弥撒》和《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Op.123)是贝多芬为其恩主鲁道夫大公荣任莫拉维亚的奥缪兹天主教教堂红衣主教而作的宗教作品。然而,这部弥撒曲直到主教加冕仪式结束后的1823年才终于问世。该作成为贝多芬一生创作的规模最大的单体作品,也是作曲家努力同前辈海顿、莫扎特,甚至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比肩的圣乐杰作。贝多芬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目的时曾说,这部作品不仅要感染舞台上的演员,对于台下的观众也是一种信仰引导。作为一位生活在维也纳的音乐家,贝多芬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拿破仑战争的威胁,以及维也纳会议后帝国的专制统治。他对社会的道德沦丧与信仰缺失深感不安与忧虑,深刻意识到政治狂潮之后的群体衰落。贝多芬心中怀抱的启蒙理想变得越发遥远,尽管他也关注到新兴的社会阶层正在取代贵族迅速崛起。MP3IV. 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 61)第一乐章面对社会的总体变化,贝多芬攒聚个人精力,以老到、精湛的笔法创作出他最后的《第九交响曲》,并将弗利德里希·席勒的诗篇《致欢乐》置于终曲乐章的顶冠。他希望通过这部交响曲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追求,为人类的现世生活开辟一个明确可行的奋斗方向。同《庄严弥撒》相比,《第九交响曲》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道德品行。贯穿全曲的主线也非传统的宗教礼仪,而是作曲家“探索”真理的过程。贝多芬对席勒诗作的长久钟爱,以及对大众的迫切呼召,使他终将 “欢乐颂”的主题在终曲乐章承托而出。它不但成为前述乐章的探索成果,更是作曲家理想主义观念的显著标志。席勒诗作中表达的兄弟情谊透过合唱终曲鼓动着舞台上下,化为人类渴望却难以达到的理想欢歌。然而,这欢乐亦非信仰,而是人们获得和捍卫信仰的精神情状。在现实世界里,人类虽无法达到精神的完谐,却可以通过秉持道德律法的生活实践获得欢乐和幸福。这是贝多芬针对当时社会的衰颓和窘境发出的群体呼吁,并在后世成为现代社会展示团结友谊的音乐典仪。MP3V.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第四乐章“欢乐颂”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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