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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第十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者的话（节选）
作为传统的学界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当前面临在“历久”之余能否“弥新”、如何“弥新”的问题。近年陆续有人指出,若能充分利用后出材料,并对既有研究范式作出必要的反思。就历史研究而言,现今的“五四”研究既在孕育范式更新,也有对于既存范式的强化与细化。
“现场”与“诠释”,可以成为估测“五四”议题之潜力的两个维度。首言“现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研究“五四”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这不单是指在再现的“画面”上还有空白值得填补,也指原先的“画法”本身,依然有值得反思之处。
“哪个‘五四’”的下一个问题,是“‘哪里’的现场”。这主要涉及现场的空间性。在地域空间的意义上,早先从最狭义到最广义的所谓五四现场,多半聚焦于北京,偶及上海等其他中心城市。直到近年,学者开始较多注意到不限于此类个别中心点的现场。第一种思路可称“放大”，第二种思路,可称“转移”。这通常意味着考察“五四”时期的信息流通、书报流传、地方知识人的具体言动,也意味着提升“五四”前后地方自身历史节奏与脉络的重要性。
除却地域空间,尚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场景空间。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当然无法判然两分,而无论是整体上被定性为中心还是被定性为边缘的地域内部,也都存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空间,需要结合论题具体定性与分析。“五四”爱国运动,包含城市与郊野、校内与校外、官厅会所与书局报馆内外等诸多场景,对这些场景的描述及其来龙去脉的展示,亦可与书报言说本身相绾结。
【 推荐|好书·推荐｜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次言“诠释”。围绕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诠释,或讲求系统条理,或流于只言片语,而对运动过程的梳理、运动之“史” 的书写,自然也含有“诠释”之意味。其形式可以诉诸书报,也可诉诸宣讲、教育行为,及其他各种场景化的展示、定期纪念之类。这些诠释在“五四”现场即已发生,又在现场之后持续地生产或再生产,相当于围绕本体不断叠上影子,久而久之,本体与影子之间的界线也愈趋模糊。唯进言之,此处的“现场”与“诠释”,历来也无法一刀两断,时人及后人对于“五四”“现场”之“所在”及其“边界”的认知,也一直存在五四“诠释”的重要影响。
从内容上讲,五四新文化的诠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言人人殊,这种诠释的多元化的程度,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中亦属罕见。近年且有海外学者径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弹性极大的“时髦词”,认为各方都可以近乎任意地使用这一词汇,兜售本方的思想理念。陈平原先生援引意大利学者艾柯之言所指出:“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尽力展示“万变”之余,也应意识到 “宗”的存在,这里的“宗”首先关系到“五四”“现场”的限制—— 尽管“现场”的人事与时空界限有相当的弹性,但这种弹性也绝非无限。
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 《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前两个面向,提示两个外源性势力——天主教系统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五四”“前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瞿骏 《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
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为大宗,收入本辑的有三篇可归入这一大类的文章。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一文,讨论全球思想史视野中章太炎与“五四”的关系。袁一丹《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考察胡适对于文学革命“发生史”的建构,通过勘探各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关联与裂隙,揭示此种建构本身的语境与观照、彰显与遮蔽。彭姗姗《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通过对海内与海外史料、新发现与常见史料的细致比勘,揭示胡适翻译师说行为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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