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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心里渐渐有些不忍,突然记起母亲曾说的关于章宝琛的身世。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了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从此,启功整日在家中习书作画,以此为生。当启功背上画好的画卷准备出门叫卖时,突然在门槛前迟疑了片刻,善解人意的章宝琛立刻明白了,那是文人的面子,于是立刻接过启功装好的字画,跨出家门,“从今天起,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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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和章宝琛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后,班上有很多女学生,启功经常带女学生们去看展览。于是,便有些好事者开始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启功在搞师生恋。
谣言很快传到章宝琛的耳中。但章宝琛并没有对启功刨根问底,更没有大吵大闹。因为,章宝琛相信启功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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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启功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1956年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姑姑恒季华也随后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就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章宝琛把所有的重活脏活,端屎端尿的事都包了。
直到母亲弥留之际,她拉着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去世后,启功在悲伤中想起妻子侍奉老人的日夜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章宝琛也愈发感激。
相濡以沫
1957年,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成“右派分子”。
回到家中,章宝琛不解:
“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苦笑着宽慰她:
“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我‘右派’不算冤。”
启功在妻子面前的幽默,还是难掩他内心的苦楚。章宝琛见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
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就算现在没人给自己出版,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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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启功又重新登上讲台。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正当他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
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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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
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细心的章宝琛偷偷地把启功的藏书、字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
冒险为丈夫藏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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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章宝琛感觉自己来日不多了。
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章宝琛所说的墙角处挖掘下去。
在很深的土层终于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一共有4个麻袋,麻袋内又在一层层的厚纸包裹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从1930年到1960年的启功作品,竟然无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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