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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美国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以其中有关明清史的叙述为例( 四 )

老年中国历史史书明清时期全球通史叙述明清史


【 全球|美国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以其中有关明清史的叙述为例】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诅咒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麦克尼尔在他的《世界史》中,将1500—1700年间的中国定义为“繁荣”与“保守”并存的时代。他说:“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他认为当时中国学者专注于古典文献,“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因此在他看来,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新奇事物只是偶尔受到注意也就不足为怪了。麦克尼尔甚至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活跃的商品经济也只是“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把中国历史视为停滞的、循环的,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的主流看法,是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体现。从欧洲进步历史观的角度而言,欧洲历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代表和模板,而中国则成为停滞、落后的反面教材。黑格尔曾写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最为古老但没有过去的国度,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在古时就已如此。中国到了甚至没有历史的地步。”兰克进一步认为,从蒙古人征服时期起,野蛮状态就统治着亚洲,在东方没有进步,只有倒退。我们看到尽管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都尽力摆脱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起码在涉及中国的部分,仍有着欧洲中心论的烙印。
欧美学界摆脱欧洲中心论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后出的三部全球通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表述减少了。斯特恩斯在他的《全球文明史》前言中说,这本书除了侧重于对各社会之间相互接触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之外,也重视“对各个社会内部的独立发展予以有意义的归纳”。对各文明内部独立发展的历史内容的重视,修正了很多全球史著作主要关注各文明间互联的偏颇,但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如何呈现内容复杂而丰富的各文明的内部发展史,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后三部全球通史著作中,尽管都尝试叙述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等的许多变化与成就,甚至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但是这些叙述均过于泛泛而谈,看上去似乎涉及许多以往全球史中没有的内容,但读后又感觉其实什么也没说。而从篇幅、侧重来看,在叙述16—19世纪的全球历史中,“西方的崛起”仍是这些全球通史的主体脉络,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区域,均在这一脉络中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
对非西方的各区域的历史叙述,主要在与西方的关系的框架中呈现。在这样的框架中,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是作为西方历史的参照物而被纳入叙述的。这些全球通史中的16世纪以后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欧洲扩张的历史和非欧洲地区“全球化”(西方化)的历史。这一特点不仅在此类全球通史著作的目录中有明显的体现,在内容的叙述上更为如此。在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叙述中,随处可见的是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做对比,呈现中国的保守与落后,和西方的进步与优胜,并从这个角度来诠释19世纪中国的全面失败。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
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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