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怪乎朝廷拒绝了吴奎的提案，而采纳胡宿为文武官员规划不同标准的意见。胡宿指出：文吏当养其廉耻，武吏当念其功旧，今欲一切以吏议从事，殆非优老劝功之意。当少缓其法，武吏察其任事与否，勿断以年；文吏使得自陈，而全其节。也就是说，仅对文官致仕年龄采取严格的规定，武臣则视其工作的状况而不采取一致的年龄标准。当胡宿的建议成为朝廷政策后，武官乃继续享有较为宽松的退休标准，甚至有人年过八十还保有官职，并拒绝提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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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发生在仁宗时期的制度性改变与“恩荫”的规定有关。自北宋立国以来，每当新皇帝即位、祭天或寿诞时，官员的亲属都会被赐予官衔。当高阶官员退休或过世时，他们亦可要求将恩荫的资格赠予他们的亲戚甚至是门客。由于恩荫所得的官衔多为武官，较少为文官，以致宰相之子也可能因恩荫入仕而成为武官。因此，在恩荫待遇上，原本并无明显的文武之别。例如，大中祥符八年真宗在祭天之后进行大规模的恩荫授官，依官员的品秩，授予了不同等级的武官给他们的孩子、兄弟与侄子。因此，不论官员的文武身份，品阶相近的官员得到相同的恩荫。
文武出现分途之势到了仁宗朝，受到文武分途趋势的影响，朝廷开始变更恩荫的规定。如此一来，不愿出任武官的文臣，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子孙将因恩荫而成为武官。天圣五年，朝廷下令，今后赐予文官的恩荫只限于文资官。部分官员随即要求将之先前因恩荫获得的武资官改为文资。庆历三年，朝廷宣布恩荫授官的新办法，依官员的文武身份进行明确的区分，文官的亲属只恩荫文资官，武官的族人则获得武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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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即便文武官员担任同样的职位，他们获得的恩荫也截然不同。比方说，一位担任枢密副使的文臣，他的儿子可恩荫太祝、奉礼郎；同样担任枢密副使的武臣，其子则会恩荫西头供奉官。显然，通过新的恩荫制度，官僚及其亲属被清楚区分为文武两个群体。由于政策上有意区分文武，即便文武官员出任相同的职位，在待遇上依旧有别。举例而言，文武官员都可能出任某州的知州。然而，当武官担任知州时，管理文事行政的职权会移转到通判或其他文职属官手中。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之后，武臣知州已不再主持辖区内的科举考试，他们对于财政事务的管理也受到限制。大中祥符六年，朝廷下令每年查核各地的茶盐酒税及诸物场务的收入，若有亏损，则惩处知州、通判及监临官，但“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这条命令显示，当武官担任知州时，实际掌管财政工作的是手下的通判，而非知州本人。对武人知州权力的进一步削减，发生于皇祐五年。仁宗宣布：“诸路知州军武臣，并须与僚属参议公事，毋得专决，仍令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常检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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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长官的持续监察，朝廷要求落实武人知州与其文臣僚属分享统治权力的规定。为了明确区分文武官员，朝廷也在官衔之外利用一些不同的规定来标志官员的文武身份。例如，节度使是少数既可授予高阶文臣，也可赐给高阶武臣的官衔，而每位节度使都拥有旌节，借以象征他们崇高的地位。如果文官出任节度使，他的旗杆会漆成红色，武人节度使的旗杆则是黑色。这样的规定代表文武分途的精神，已深深落实在宋代中期的政治规范中。
文武官员区别的强化，使得朝廷开始重新考虑文官与武官之间的转换。理论上，朝廷允许官员在文阶与武阶之间转换，是提供一个机制，让官员不受制度条文的限制，在适当的职位上发挥其才能。然而，在11世纪，由于文武官之分已涉及相异的社会地位、道德标准、人事规章与政治权力，文官与武官之间的转换也就成为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掌权的大臣可能会通过政治操作，将政敌从文资转调为武资；被要求换官的文官则会坚拒改换武资的命令，以维持自己的文人身份与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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