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我把老板送上被告席( 三 )


但这段经历还是给她造成了伤害 , 因为前领导的PUA和打击 , 徐慕陷入了很长时间的自我怀疑 , “我走到这一步钱已经不重要了 , 得出口恶气 。 ”现在的徐慕 , 褪掉了职场新人的胆怯和青涩 , 面对委屈的时候 , 多了几分无畏 , “不能被人欺负了” 。

仲裁无良老板 , 反而被他告到法院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徐慕这样 , 在劳动仲裁后“顺利”地落袋为安 。
黛西遇到了更糟心的事情 。
仲裁结束后 , 老板迟迟未把钱支付给她 , 反而还把她告到了法院 。 老板认为这13000元中 , 有4000用于缴纳社保的钱是他的 , 并警告黛西说这是“不正当收入” , 黛西感到莫名其妙 , “钱还没有到我手里 , 我就被告了 。 ”为了这件事 , 黛西又特地请假去开庭 , 结果是对方败诉 。
从去年五月到十一月 , 黛西花了半年的时间与公司斡旋 , 虽然最后胜诉了 , 也拿到了钱 , 但这段经历对她而言实在不算成功 。 同公司有其他同事去仲裁的 , 但因为证据不足都失败了 , 她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团队作战才好不容易有了结果 , 而且一万三千的金额也远远无法弥补她的损失 。
黛西收到的调解书/受访者供图
在劳动仲裁的过程中 , 如果遇到双方僵持 , 无法调解的情况 , 只能等待开庭裁决 。
米昊工作过的这家教培机构“不肯低头” , 他已经做出了退让 , 接受了两千元的补偿金调解 , 但公司硬要根据仲裁结果来——最终裁决书上写的是公司需要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4000元 。
虽然赔偿金更多了 , 但米昊却陷入了更大的被动:公司不愿主动赔偿 , 他苦等到现在也没有拿到仲裁的四千块钱 。 “公司不在意那几千块钱 , 他是不想那么快妥协 , 如果我这么快妥协了 , 那么公司还有其他人在等着(赔偿)呢 。 ”
今年4月 , 米昊去了趟法院 , 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 ,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这四千块钱 , 他也不清楚 , 了解一下别人的情况 , “快的话两三个月 , 慢的话可能一年 。 ”
米昊收到的裁决书/受访者供图
应届生们要面对的就业难题也远不于此 , 隐性歧视、求职压力、职场PUA···在仲裁以外 , 他们仍然有许多脆弱的地方需要被保护 。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报告显示 , 2021年第四季度 , 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与2020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2% , 而求职者的数量上升了37.8% 。
顺滑就业的门槛抬高了 。 2022年3月以来 , 一些互联网公司陷入裁员风波 , 许多22届毕业生自爆被毁了三方协议 , 还未入职就已失去工作 。 对他们来说 , 入职前被鸽 , 是吃了哑巴亏 。 事实上 , 应届生们收到的offer、签订的三方协议无法替代劳动合同的作用 , 即使具有约束力 , 但在碰到被裁员波及、无故毁约这样的情况下 , 他们往往束手无策 , 连劳动仲裁的门槛也无法够到 。 这种毁约的情况可以转向普通诉讼 , 但流程更加复杂 , 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也更多 。
网络图片/图源IC photo
计算机专业的雷辉是今年的应届生 , 他在春招期间拿到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产品经理的offer , 没想到接到offer不满一个月 , 他就被裁员了 , HR告诉他 , 因为疫情原因 , 公司营收受到影响 , 内部岗位优化 , 他无法入职了 。 被裁之后 , 公司曾告诉雷辉可以推荐他到其他岗位工作 , 除此之外 , 没有赔偿和其他表示 。
“三年的疫情影响 , 再加上长期的行业内卷 , 让我们金三银四的招聘季变成了破三烂四的裁员季 , 这就影响到了我们应届生的就业 。 ”忽然失去了工作的雷辉只能重新求职 , 但广投的简历没有回音 , 只得到了一家车企的面试意向 , 至于具体能不能面试 , 他还在等通知 。
在就业环境的影响下 , 雷辉做了另一种打算 , 如果找不到工作 , 就去创业 。 “我现在对找工作这个事情并没有太大信心了 , 接下来要干嘛我也不知道 。 ”
“但是呢 , 也不是非得给人家打工 , 对吧 。 ”

初入职场 , 打工人如何避雷? “拿到offer又后悔了 , 我毁约了要赔偿吗?”
“新公司不给我交社保 , 是不是不靠谱啊?”
“因为不加班 , 老板说要辞退我怎么办?”
刚进入社会的年轻打工人 , 在校园与职场的过渡中还未适应新的秩序和规则 , 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困惑 。 在复杂现实中 , 年轻人们需要有更丰富的法律常识和更积极的应对姿态去面对未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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