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愿景的情况下 , 职场可以是一场共谋的游戏 , 但如果没有愿景呢?
此前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十余年间 , 成就了一批互联网公司迅速成长为独角兽 , 期权激励成就了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的财富神话 。 2014 年 , 腾讯发行约 1952 万股新股用于员工奖励 , 从中获利的员工数达到 4997 名 , 平均每人可获股权价值达 38 万元;同年 , 阿里巴巴上市 , 马云因此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的人 , 总财富达到 265 亿美元 , 持有阿里股票的一万多名员工 , 平均每人可分得 182 万美元;再到 2018 年 , 小米上市有近三成员工分到期权 , 约 5500 名员工平均每人可得到近千万元 。
但从 2020 年 11 月蚂蚁集团上市停摆开始 , 互联网公司造富神话逐渐破灭 , 滴滴上市仅 5 个月即退市、股价腰斩……
滴滴
80 后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一代 , 坐拥时代红利 , 他们跟随组织很可能可以实现理想;90 后的成长伴随着各类财富神话和成功叙事 , 时代红利的窗口期虽在收窄但仍未结束 。 而对于 00 后而言 , 从其迈入职场的那一刻开始 , 时代红利在衰退 , 个体能够借助组织成就自身的机会急剧减少 。
年轻人们逐渐感到悲观 , 他们不再相信组织所诉说的「长期主义」;「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价值」的进步主义叙事 , 变成了一种幻觉 , 不确定性带来的虚无与匮乏感笼罩在他们头顶 。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 , 人首先得保护自己 。
年轻人们不再愿意牺牲自我 , 开始注重个人边界感 , 要划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 具体表现为拒绝低效内耗、拒绝无脑服从、拒绝洗脑、拒绝权益被侵犯——这些问题一直存在 , 只是从前被时代红利所掩盖 。
可喜的是 , 谈论人的权益是必要的 , 这些原本是正常职场应有的状态 。
03 今天 , 消费降级了吗?
在最近大热的书籍《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 ,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 , 后现代生活工作意义的缺失 , 最终被消费主义满足替代了 。
但是 , 近年来在豆瓣等社交媒体上 , 「极简主义生活」、「消费降级」等小组拥有几十万的跟随者 , 年轻人在其中分享对于消费的抵制和反思 , 并且互相传授 , 如何用最低成本拥有更好的生活 。
在「工作不能实现梦想」之外 , 「用工作换钱买买买」这样的消费主义思想 , 在 00 后身上也不再奏效 。
张安定认为 , 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阶段 , 似乎一切都可以通过消费去解决 。 无论是个人成就的表达 , 个人价值的实现 , 各种解决方案的获取 , 一切都变成了消费式的存在——只要挣钱 , 有了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
国外的消费主义崛起时 , 银行为年轻人大批量地办理信用卡 , 尽管这超出了年轻人的支付能力 。 在国内也一样 , 各种校园贷、消费贷 , 都(客观上)鼓励年轻人欠债消费 。
很多年以来 , 中国的商业组织穷尽心思制造欲望、掏空年轻人的钱包 。 在 2016 年左右 , 国内消费主义曾高度盛行 , 网红经济以及一系列新消费品牌崛起 , 海外品牌也变得比以往更容易触达 。 比如电商平台的首页可能会推送冰岛的雨伞 。 来自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被带到消费者的眼前 。
而自 2018 年开始 , 经济下行已初露端倪 。 极简主义、断舍离的讨论出现 , 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开始流行 。 年轻人开始反思 , 自己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消费 。
【佩洛西|一份当代年轻人报告,藏着多少信号】与此同时 , 疫情加速了消费主义到达顶点 。
以国内的新消费品牌为例 , 如果没有疫情影响 , 可能至少还有 5-6 年的高速发展期 。 毕竟经济向好能够满足欲望的持续上升 。 加之中国此前各个品类做得不好 , 一有新工艺出来 , 大家都想去买新的 , 也无可厚非 。
但经济的下滑再加上疫情的冲击 , 带来了理性消费 。
此前埃森哲发布的《2022 中国消费者洞察》 , 指出在中国 , 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已经出现了 , 消费者正在从即时满足转向长期满足 , 消费时考虑的维度也更加多元了 。
一个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具有两点特征:品类充分竞争;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 有尊严的有限生活应该是个基本面 。 以前是想要比别人更牛逼的美好生活 。
04 鲁迅 , YYDS
在 B 站 , 除了二次元和罗翔 , 曾经中学课本中必考的「文思革」(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 , 与虚拟偶像和年轻貌美的明星 , 成为了青年心目中的「爱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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