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为什么有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直接原因( 二 ) _生活百科

吴御史丢下钱粮后，还丢下了一句话：朝廷已经尽力了，以后的事你自己解决吧。
按照杨鹤最初的设想，朝廷先投资出钱，他拿钱去买个消停，并帮助误入歧途的农民恢复农桑故业，然后朝廷又可以接着征收赋税。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民变的难题，又恢复了朝廷在西北的税收业务，可谓两全其美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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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很像是一个“机智”的赵括式策划案，很容易让人忽略掉对问题真正症结的探求，所以崇祯个人出资10万两承担了杨鹤的种子轮融资需求。但朝廷里是有明白人的，巡按御史吴甡送来天使轮融资款后，就暗示他别指望还能有A轮B轮融资了。
就连杨鹤的一些下属也对他的招抚不以为然，陕西督粮参政洪承畴就是典型的异见者。洪承畴是坚决的主剿派，他腰带里没有钱包，而是挂着大刀，到处跟农民军打打杀杀，连投降的也杀。
洪承畴之所以这么干的心思，杨鹤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那一套完全是花钱买平安，所谓招抚不过是撒银票，但他并没有撒不完的银票。他不可能总去敲崇祯自家生活费的竹杠，户部又没能力给他安排专项财政列支，只剩下打地方财政的主意了，但这更不靠谱!
明朝九边的粮饷，起初是以军队屯田自耕自种为主的，遇上歉收等自给不足的情况时，则由京运年例银(即户部拨付)、民户民运税粮(即地方财政分摊)以及商人开中盐粮(盐政收入)等方式来补充。
但到了明末，军屯制度已经基本荒废，田地都流入官宦士绅们的手里，士兵们无田可耕无地可种，军队失去了稳定的粮饷来源，地方政府的民运税粮就被迫接过了这个重担。
就西北地区民变最严重的陕西来说，陕西三边四镇的军饷不仅需要其境内各府州县民运税粮的全力供给，还额外需要河南民运税粮的支援。
除此之外，陕西还需要承担对境内宗藩的供奉，考虑到朱明宗室强大的繁衍能力，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
陕西境内的藩王有秦王、韩王、肃王、庆王、瑞王，特别是秦王、韩王等人早在洪武年间就在陕西安家了，两百年来繁衍壮大，一大堆的后代被封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还有数不清的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宾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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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明代秦王府遗址
这些数量多到没谱的贵人们，都是需要好吃好喝好伺候的主。但不幸的是，就连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明末也会遇到因地方财政匮乏，时常领不到宗禄，而不得不饿肚子的情况。
所以，在朱重八的子孙也又重新饿肚子的时代，饿死些饥民、拖欠些粮饷，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税源相对单一的明朝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容易想：粮食减产了，甚至很多地方出现了绝收。
从天启末年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的十余年间，陕西局部地区乃至全省范围的旱灾就没有断绝过，其中不少年份还上演了“旱灾+蝗灾”的双料灾荒，那是地主家都能被饿绝户的年月，普通百姓人家基本已经惨到不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