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房就买包,韩国年轻人站上“全球奢侈品之巅”( 二 )




他说:“这种现实让我产生了一种被剥夺感 , 我必须多付10亿韩元(535万元人民币) , 去买原本贷款2亿韩元(107万元人民币)就能入手的公寓 。 现在我想用双职工家庭的工资去尽情地买想买的东西 , 吃好吃的 , 快乐地生活 。 ”


在现实压力下 , 及时行乐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 。


与李先生类似 , 30岁Christine Lee也在高房价的压力下选择享受当下 。 Christine Lee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 年收入约16万元人民币 , 她在2020年买了一个近9000元人民币的Marni手提包 。 她说:“我所有的朋友都至少有一个奢侈手提包 , 我们又买不起房子 , 太贵了 , 我们为什么要为将来存钱?”


买不起房的年轻人还把奢侈品作为“高性价比”的投资 。 通过二手交易 , 一些奢侈品不仅不会降价 , 反而还会增值 , 这就相当于自己白白地享受了奢侈品 , 最后还赚了钱 。


以香奈儿经典女包CF中号为例 , 其价格已经从疫情前的38100元涨到了现在的66500元 , 涨幅达到175% 。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韩智敏女士感慨:“我真应该在几年前买一个香奈儿包 , 而不是把钱投资在股票上 。 ”
阶层跨越的敲门砖
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拉大了韩国的贫富差距 , 许多年轻人意识到 , 即使自己努力工作也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 , 跨越不了悬殊的阶层 。 韩国统计厅调查显示 , 2022年韩国家庭贫富差距创新高 , 前20%家庭的平均资产相当于后20%家庭的64倍 。


20多岁的韩国年轻人流行按照家庭资产的多少 , 把人们分为“金勺”“银勺”“铜勺”和“土勺”四类等级 。 倘若用人民币来计算 , 金勺子的标准是家庭资产千万 , 年收入过百万;银勺子的标准是家庭财产不低于六百万 , 年收入四五十万左右;铜勺子的标准是家庭财产不低于三百万 , 年收入三十万左右;土勺子的标准是家庭财产低于三十万 , 年收入低于十万 。


在阶级越来越割裂的背景下 , 奢侈品成为了年轻人将自己装扮为“富人”的工具 , 毕竟 , 没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能给人划分界限的错觉 , 就像灰姑娘的公主裙与水晶鞋一样 。


Louis Vuitton手袋、Gucci鞋子、Prada衣服、Tiffany首饰、Cartier手表......这些名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标识体系 , 韩国人通过穿戴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 , 重新划分社会阶层 。


29岁的Kim Joo-yeon说:“有一次我想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 发现自己一直在检查这套衣服是否好看、是不是太旧 , 以及这套衣服是否让我看起来拮据 。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奢侈品的必要性 。 ”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分析 , 物品在生产时 , 就被赋予了不同的等级和差异 , 人们去消费的时候也会受到这种等级的影响 , 无论是有意或无意 , 人们通过物构建了自己的等级 。 消费物不再是为了得到它的价值 , 而是为了自己的差异性的实现 。 对物的消费成为一种进入某一等级集团的入场券 , 人们在此过程中寻求一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


韩国人热切地想要摆脱贫穷与屈居底层的枷锁 , 不管是否真正脱离 , 靠着穿戴名牌 , 外在上 , 宣示了地位与身份;内在上 , 提升了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感 。


当韩国年轻人渴望通过奢侈品跨越阶层时 , 真正的富豪却在尽量隐藏自己的高消费 , 巧妙地让自己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 。 《韩国有钱人》一书采访了100名有代表性的有钱人 , 其中大约70人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 书中一位身家数百亿韩元的富豪坐着奔驰 , 但却穿着“一件旧套头衫和棕色鞋子 , 看起来已经有10多年了 , 鞋子有些地方已经磨破了 , 像斑驳的图案一样聚集在一起” 。


爱马仕的销售总监HS Jun说 , 富豪购物时都会对私密性要求很高 , “富人是大众批判的靶子 , 不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关注 , 所以他们选择谨慎行事 。 ”
习以为常的炫耀文化
通过高消费来宣示身份、提升自我认同感的行为在很多国家都存在 , 为什么韩国人尤其偏爱奢侈品呢?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的文化特征 。



2022年10月11日 , 韩国举行第23届首尔时装周 。 (@视觉中国图)
在强调集体主义的韩国社会 , 韩国人高度重视社会关系 , 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看法 , 而外貌和财富是他们最为看重的 。 根据2022年7月发表在《经济事务》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 , 如今 , 超过60%的韩国人认为 , 被视为富有“相当重要”或“非常重要” , 相比之下 , 美国人这样认为的比例是30% , 英国人为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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