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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二里头赵海涛考古公开课( 二 )

里头生活经验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写过夏人禁酒的故事 ， 说大禹品尝有人敬献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说酒太好了 ， 后世一定会有人为了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 。但看来似乎很难禁绝，至少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禁酒的证据 。饮酒活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交，除了享乐，还有调整社会关系、体现社会等级的重要功能 。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活动比较丰富 。一般来说，一个数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够生活所需 ， 但我们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间距只有一两米，这个密度远远超出一般生活用水的需求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满足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生产所需 。
考古有时候就是先设想 ， 再寻找线索 ， 一步步去验证设想 。发掘没有结束，就没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考古学的魅力——不知道的地方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尽管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不知道的还是会更多 。
近年来，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制陶遗存 。在遗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外表、断茬带有红漆的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这说明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 。此外，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
除了发掘到重要现象，通过综合研究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也很有意思 。最近五六年，我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了综合梳理，发现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比如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 。这些破坏是来自所谓商政权的前身和东夷人的先辈，说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很可能被推翻 ， 它不再是一个都城 。
但与此同时 ， 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使用 ， 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 ， 说明二里头仍然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 。这些当时的“高科技”工艺，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 ， 一般都会被再利用一段时间 。
二里头是这样 ， 商周政权更替时也是如此 。周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 。周灭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当地继续铸造青铜器，后来才迁到新朝都城 。考古发掘和研究如同侦探破案——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逻辑关系、建立证据链条、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考古研究的魅力和乐趣 。
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展63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制订了科学的计划，抓住了体现二里头价值的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工作 。第三代队长许宏老师曾经在《最早的中国》里说 ， 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得到的 。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重要收获都是如此，是通过精心的学术设计、科学的计划安排而逐步取得的 。
比如，最近刚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多网格式布局，也是通过对以前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推测“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网格外围应该都有墙垣围护，而后从关键地点发掘验证，并逐步扩大范围探索出来的 。
四代队长的60余年“接力”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发现的，当时他在豫西寻找“夏墟”，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了随处可见的陶片 。我是河南人 ， 1976年出生于南阳市唐河县，199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96年被分配到考古专业 。我和徐先生是同一个县的老乡 ， 只是直到大二学习夏商考古，我才知道他的卓越成就 。
1959年秋，二里头工作队的第一代队长赵芝荃先生和同事就进驻开展考古工作，接连完成了二里头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基址发掘 ， 发现了宫殿区外贵族墓葬、铜玉礼器、部分手工业作坊遗址，让人们对二里头遗址整体布局有了概括性了解 。
1979年，郑光先生上任第二代队长 ， 他和同事进一步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 ， 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祭祀遗存、贵族墓葬为代表的遗迹，发现了大量器物 。他们还在这里建了工作站，1987年，二里头村给工作队划拨了5亩土地，考古队员才有了固定住处，这个工作站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那时候没有专门的取暖设备，房间里得烧煤，听说有一年大风倒灌进烟囱，郑光先生都煤气中毒过 。
1999年起，许宏先生成为第三代队长 。接下来的20年，是二里头考古取得最丰硕成果的时期，发现了“超级国宝”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又找出了一座宫城 。勘探、发掘出的“井”字形4条大道，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划分在不同区域内 ， 这算是中国第一个主干道上的“十字路口”；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这些考古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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