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拐24年:坐了几天绿皮车不知被转手多少次( 四 ) window.sina_survey_config = {//注释

　　踏上寻亲之旅，吴世禄兜里揣了三四百块钱，李义芳给他指了几个拐卖人口集中的地点。出发后，他时常守在通往贵阳的公路上，客运大巴的鸣笛声响起，他远远地挥手，示意要上车找儿子，逢人就掏出吴玉龙的照片问：“看到这个小孩了吗？他穿着·······”

　　那段时间，为了省钱，吴世禄每天要步行50多公里，中午吃几个包子，当地人看他不容易，晚上便留他过夜。两个多月下来，手上的钱花完了，依然没有儿子的踪影。

　　四个月后，吴世禄年仅15岁的女儿吴丽萍决定退学。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她接过了寻找弟弟的重任。

　　贵阳是西南五省市的交通枢纽，许多古蔺县人出省都要从贵阳中转，吴丽萍选择到贵阳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打工，每月50块钱工资，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深入“拐卖江湖”。

　　在招呼客人、收拾碗筷时，她默默观察客人，偶尔也与客人搭话。时间长了，她发现，人贩子多为一男一女，为了交手方便，他们常常假扮成夫妻，对外的口径也很统一：“这是我们的亲生孩子，但计划生育太严，不敢带回家，是在外面偷生的，想找个人家送，给点路费就行。”

　　与这些人混熟之后，他们也吐露出一些“道”上的事，吴丽萍一连打听了30多个线人，但大多数一听她要找丢失的弟弟，大都含糊其辞或冷眼相待。

　　吴丽萍还专程跑到潮汕地区的人口拐卖窝点实地暗访，路遇一些操着古蔺口音的老乡，她就掏出弟弟的照片，让对方识别辨认和提供线索，并请求当地派出所帮助。

　　从1994年到2011年间，吴丽萍将搜寻范围从贵阳扩展到浙江、福建、江苏、上海、安徽、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十几个春节都在异乡度过。通常的情况是，在一个地方干几个月后，攒下几千块钱就辞职，一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寻找弟弟的路费上。在餐厅端过盘子，也在流水线上做过裁缝，还开过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这活儿比较自由，有了钱就去找弟弟，回来再继续上班”，吴丽萍说。

　　2010年，公安部的“打拐”数据库建立起来，吴世禄坚信，“找到儿子有希望。”他像上了发条，每隔十天半月，就拿着资料跑到古蔺县公安局，询问办案进展，但始终没能有更大的进展。

　　吴丽萍也紧紧盯着案子，手上一有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和证据，就向警方提供。很长一段时间，在古蔺县公安局每日进出登记名单上，她的名字占了一页多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