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血铅第一案”维权长跑：从53人到7人，最多获赔9万( 四 ) 2014年4月24日

　　买菜的时候，李春梅和丈夫会多买西红柿一类能帮助排铅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好贵”的猕猴桃，也经常给孩子买来吃。因为小孙子血铅超标严重，李春梅会经常提醒大一点的孩子“让着点”，搞得别人不开心。

　　刚知道孩子血铅超标的时候，李春梅在广州打工的女儿给家里打电话时“老是哭”。比起孙女，男孩曾被寄予更高的期望。然而这位母亲为了每个月1000多元的打工收入，不得不长期远离孩子，教养他的责任全部托付给李春梅。孩子经常因为衣服穿得不满意、鞋带没系好这些小事大发脾气。李春梅说他，有时也动手打，但是有时打了几下，孩子哇哇哭，她自己也跟着哭。

　　“听天由命吧。”听到老师打电话来夸孙子“很听话，很聪明”，李春梅说话的语气都明朗了一些。“但他就是没有记性。”她的语气又低落下来。小孙子上进心强，也会埋怨自己，他问奶奶：“我怎么回事啊？老师说时我都记得，后来就不记得？”李春梅没办法，只能安慰孩子：“你得病了，慢慢会好起来的。”

　　李春梅觉得，铅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无法改变。铅中毒会不会让孙子变傻，会不会影响他将来娶妻生子，这些问题困扰她的家庭。她曾经去镇政府询问这些问题，一位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她说：“这事情不是解决得挺好了吗？”

　　李春梅后来才明白，“法律武器”挂在嘴边容易，拿起来分量不轻。初中毕业的她写不出一份合格的诉状，曾经有人说会帮他们打官司，结果卷走了他们筹集来的3000元。

　　戴仁辉的到来帮当事人打破了僵局。

　　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副部长，自2009年起便专门从事公益性的环境法律援助。2014年6月，他在新闻中看到大浦镇的血铅超标事件，很快便联系当地的环保组织和衡东县的一位熟人，通过他们找到了血铅儿童的家人。

　　戴仁辉到大浦镇之后，调查了企业的情况，还向当事人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请他们回去考虑。“救星来了，我们好高兴的！”他们向戴仁辉反映，“已经没人管这些事了。”

　　第一次见面时，戴仁辉向李春梅等人说明了未来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官司最少也要打三四年，如果企业破产，就算打赢官司也不一定能拿到赔偿金，中途还可能承担法律以外的压力。

　　李春梅和其他5位接触了戴仁辉的家长每天在外面跑近12个小时，挨家挨户地询问当事人意愿。3天内，53位当事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