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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可能恰好相反。这个世界上，二战之后进入过中等收入范围的国家有几十个，其中只有韩国、新加坡这几个地区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范畴。

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格局在十九世纪就基本确定，至今仍然是这些欧美国家为主。以这种视角，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可能是“正常” ，升入高收入国家才是“异类” 。

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不是“如何避免错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是“如何走正确的路，升入高收入国家范畴” 。

这和我们的资本寒冬有什么联系呢？

资本寒冬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债务问题需要去杠杆。而之所以出现这些债务问题，是因为有一些企业经营不善，仍然在按照过去的模式粗放经营，不适应更高水平的经济运行环境，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被淘汰，而需要涌现一批按照更高水平方式运行的企业，完成新老交替、新陈代谢。

这个过程自然会有痛苦和艰难。是蜕变，就像蝉要褪去层层外皮，才能破土而出。

“亚洲奇迹”国家，无一不是小国。小国转型相对容易，只要在高收入行业取得较大优势，就可以将国民收入整体带起来。但大国转型提升涉及太多人、太多企业、太多行业。

高收入不是躺在家里就能水涨船高，而是要减少低收入工作，增加高收入工作，靠自我革新不断蜕变才能达到的。

这会是长达多年的痛苦的新老交替。因此，我对2019年和之后很多年的观点是：做好长期艰苦的心理准备。 2019年政策面和资金面可能会好转，但不改变内在核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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