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件代表议案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建议降低刑责年龄( 二 ) 3月13日是十

　　“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同时也要惩戒未成年人的失范和违法行为，特别是对日益突出的低龄化严重犯罪现象，不能一刀切地以不到14周岁为由没有任何惩戒。”刘希娅表示。

　　刘希娅说：“这种惩戒，不一定就是判刑、送进监狱，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措施，国外也有很多成熟经验。”议案中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后监管也极其重要，应建立长期追踪机制，司法工作人员要定期及时进行后续跟踪教育，避免他们因案发后教育不到位再次误入歧途；还应加强社区保护处分的多样化，包括禁止令、训诫、社会服务令等多种多样的措施，达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

　　刘希娅表示，是否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这个论证过程也会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可以促进司法机关、学校、社区、家庭共同进行普法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规则意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负责人介绍说，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我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依托社工组织，对办案中发现的虞犯或触法未成年人落实分级处遇的保护处分措施。包括开展带有保护处分性质的跟踪帮教，落实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家长管教等。建立保护处分适用的司法化机制，将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与司法处理决定挂钩，在保护中体现强制性教育矫正。针对绝大部分触法少年不易被发现这一情况，与公安、教育等部门建立信息通报和数据交换机制。加强与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等部门联动，构建相应的支持体系。据统计，2016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落实司法训诫、跟踪帮教等分级措施，98.4%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

　　刘希娅表示，对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德治与法治都应该互相结合、补充、相得益彰，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议案中还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规定：监护人不得将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增加“监护人必须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不得以工作忙、离婚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的内容，从法律上督促监护人履行对子女的教育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落实。

　　在她看来，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欠缺完备的法律责任规定，在未成年人保护上责任不明，缺乏监督机制，被诟病为“软法”，缺乏明确的承担责任的部门，缺少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应承担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