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印度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还有，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那个著名的表态：

当我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心里好受了一些。事情很清楚，一方是国工联，另一方是警察。我对资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理想化的“工人”并没有特殊感情，但当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工人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警察发生冲突时，我根本不用问自己会站在哪一边。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是善良的，哪怕没有奥威尔的不容分说，果决，毫无疑问。但我们还有与“运气欠佳的人”说话的能力吗？我们能忍受肮脏、不堪的生活和人在你周围存在吗？

我们能想到宽容。

雷蒙·阿隆回忆他高中时代的犹太人齐格勒老师：平时学生们都要对他起哄，有一年他班上的学生既安静又用功，他十分高兴，终于谈起了“宽容”这个词，他认为“宽容”这一词没有表达出对“不同的人”的恰当感情， “尊重”一词比“宽容”一词更好，因为宽容意味着上对下的关系。

我们还能想到“解决”它。在我们习惯了这些问题出现之后，自然我们会想到“解决” ，而且这个“解决”放多少个加重号都不过分，让城市更宜居——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吗？

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中为我们揭示了“宜居城市”的真相：这个词从来都不是针对所有城市居民的。

事实上，并且也是必须的，城市对工人阶级始终也是“宜居”的。所谓的复兴能够给各阶级人民造福，不过是广告和销售的噱头，因为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年度住房调查结果显示，每年约有50万个美国家庭无家可归，这可能造成多达200万人流离失所。这些家庭中， 86%是因为自由市场活动导致流离失所，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