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赏书”为名，被溥仪盗运的故宫古籍( 五 ) 原标题：那些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 ，正是在上述清室私产尽充公的历史背景下，被公开发布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是日记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7月13日起,至9月25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随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 “溥杰收到书籍书画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将这些清查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 ，郑重公告天下。

从弁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计宋、元、明版书籍约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 ，他“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 。那么，这二百余种“精华”古籍，在目录刊布当年及之后，有没有被政府追缴或收购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目录中的“精华” ，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赏赐”了出去，溥仪本人对其下落自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合法“受赐” ，当时的国民政府自然无从追究。

这批溥仪“赏书” ，不但没能被政府追缴，而且还迅即在当年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流通开来。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 ，来自大江南北的访书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张元济的信中，为张氏访书提供过一则重要信息，信中写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 ”至于信中提及的数十种宋本书去向如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却是劝张氏不妨求购。总之，当年这批溥仪“赏书”公然在民间流通，或正待价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并无避讳可言，就是在政府当局已然公布“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的当年（1926），也仍是如此。

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揭露国宝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