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起“药神”案指向了什么民生痛点( 二 ) 山东聊城版“

不过，又一个“陆勇”被判无罪，并不能代表类似现实纠葛就此彻底画上终止符。现有法律对于“假药”的定义，是否能够“与时俱进” ，充分照拂到现实情况？拿多起“药神”案来看，对未经批准而“入市”的“救命药” ，是否应该一律不加区分地打入假药之列？现实版“我不是药神”一次次上演，证明当前对假药的法律定义与现实所存在的隔阂，到了必须在制度上正本清源的时候。

多起案例中司法实务界的处理倾向，也为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基础。既然相关司法常识已经越来越清晰并得到遵循，就没有必要在一次次个案中去重复论证，不妨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在制度上巩固。这既能减少同类案件处置上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社会争议，也可以让从患者到“药神”的各方都形成较稳定的后果预期，于提升法律公信力和保障患者权益，都是双赢。

当然，现实版“药神”案的症结并不在法律，而是大量癌症患者所面临的抗癌药之痛。这方面，近几年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也作出了明确的回应。如去年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增加了12种抗肿瘤新药；在医保费用方面， 17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物费用不纳入总额控制范围，对合理使用的费用按规定单独核算保障……在继续推动进口药降价，探索开放仿制药生产和引进渠道之外，加速国产新药的研发“攻关” ，缩小国内仿制药与国外原研药在质量上的差距，从而在源头上提升抗癌药的供给，还需要“快点，再快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