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猪佩奇不是猪吗，为什么变成了社会人？( 三 ) 你还记得去年

晚清的著名学者黄遵宪就曾经说过， “社会”就是要凝聚众人的才力、名望、技艺、声气，来达到某个目的[1] ，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在当时， “社会”这个词非常地正面、褒义，中国人只恨自己不够“社会” ，只恨没办法让全中国人人都成为“社会人” 。

从国民党元老李石到孙中山，都喜欢把“社会”挂在嘴边，连当时被骂得最厉害的北洋军阀，也要讲社会——段祺瑞的军师、后来当了汉奸的王揖唐，都曾以谈“社会”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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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1868年至1872年间游历广东、福建、北京、华东和华北地区以及长江流域，我们得以看到晚清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视觉中国

在提倡“社会”的人看来，国势风雨飘摇之时，如果能多几个“社会人” ，那么中国才有救。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没过多久， “社会人”就变成了贬义词。

一夜之间社会人变成贬义

1949年后，随着集体化和公有制的推行，中国变成了以“单位制”为特征的结构，公社、工厂、机关，人人都必须归属于某个“单位” ，尤其是在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连粮票都领不到，生存都成问题。

“社会人”一词开始大规模出现，就在单位体制开始动摇之时。 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职工下岗， “铁饭碗”还是摔不碎，只不过有些人再也端不起来——这些人被称为“社会人”[3] ，而且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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