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商鞅究竟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三 ) 核心提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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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独制的统治模式

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之后，人们在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开始上下求索，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治政之路。其中虽然旧的文化传统仍有明显的烙印，但也不乏一些新思想新气象，比如许多士人提出了重视民众地位和藐视君主权威的思想。《左传》中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还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绝妙比喻等，都多少给当时的政治发展带来一些开明的取向。一些诸侯国统治者也采取了某些较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从郑国子产“不毁乡校” ，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到齐国创建“稷下学宫” ，汇集了当时的一些学人名士， “不治而议论” ，专门为齐国出谋划策，评议时弊，讥谏朝政，进退自由。这些开明政策，应该说含有相当进步意义，给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然而法家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关键时刻，却竭力推销其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理论，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要求实行严刑酷法的恐怖统治。就连当时日益普遍的要求君主兼听、纳谏以制约专权的呼声，法家都不屑一顾。商鞅变法将这一专制理论付诸实践，用连坐法、轻罪重刑诸残酷手段来治理、打击民众，用全面军事化的组织措施来对内强化控制、对外争霸战争。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议政的权利，《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 ，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用流放边境的刑罚来压制舆论，哪怕改变初衷，赞成变法者也不例外。并用燔诗书、禁游学等野蛮措施来消灭不同政见，以完成“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篇》)这一专制统治模式。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改革方向，在社会发展中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

狭隘农耕阻碍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