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商鞅究竟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五 ) 核心提示：把

《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 ，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 ”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从而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 “废逆旅” ，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更是减断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壹山泽” ，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 “无得取庸” ，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 ，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这实在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农耕经济观，是一种强迫生产力只得单一从事农业的短期行为。这种狭隘农耕观一旦实施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或许会有些“效益” ，有所谓“家给人足”之誉。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窒息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会反过来阻碍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这种狭隘农耕政策传统的影响，以后也长期严重危害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焚书禁学的愚民政策

商鞅变法中没有任何改变奴隶地位的举措，恰恰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推行，乃至发展了一些奴隶制度。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按军功、家次分配“臣妾” ， “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 ”(《商君书·境内篇》)《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 ”即官府录有商家奴仆的名册，令其按顺序到官府服役。如此等等的奴隶制度，都是商鞅的新举措，并非沿袭旧制的某些做法。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较普遍，这方面《云梦秦简》诸史料上有详尽反映，乃至秦、汉二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诚然，我们也并不由此而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而奴隶数量的大量增加，至少是社会奴役方式的局部倒退。这一倒退，虽还有其他社会因素，但与商鞅变法中的这些举措应有密切联系。

《商君书·垦令篇》还规定：“使民无得擅徙” ，任何人临时外出，也得有政府开验的证明文书，否则连旅店也不能借宿，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史记·商君列传》)以此来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农战》诸篇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业耕耘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杜绝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例，与焚烧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状况，在古代乃至近代给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各类劫难，难道还不够惨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