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清查陋规：为何最终成了一门“哑炮”？( 二 ) 嘉庆二十五年

道光帝连发两道诏令，自然有官员随声附和，御史著鸿上奏折《酬清积弊》，略谓当前要整顿吏治、民生、士习，就应当“除因循之弊，杜讳饰之风，惜民之财，励士之品” 。紧接着，道光帝于十七日又谕令官员，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整顿陋规的具体办法来，上谕说：“所言虽有见识，然而只是说出了其致弊之由，而无切实整顿办法，未免徒托空言。凡臣工建言，必须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补偏救弊之实，才能于事有益。若只泛言空论，而无具体办法，又有何用?”

清查陋规的数道诏令颁布后，朝中官员以及各地封疆大吏一时吃不准刚刚登基的新帝初政的意图何在，力纠积弊的决心有多大，但是，清查陋规的诏令的确给他们出了道难题。他们一方面斟酌应对的办法，一方面互相观望，注视朝廷和各地方的动静。

有些官员知道此事不可行，但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于是有人提出缓办。御史郑家麟上奏说：“清查陋规，必须督抚严查密访，从容办理，才不致有名无实。 ”同时，对此后有些陋规一旦合法化将滋弊无穷表示担忧。道光帝认为郑家麟所言不无道理，于是又一次对清查陋规作了解释说明，十月三十日谕：“所奏甚是。各省地方陋规沿袭已久，无尽无休，所以令各督抚清查陋规，分别应存、应革，使各地州县不能推诿赔累，而小民不至于日受削。此朕爱民之心，又不能不筹恤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