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思潮下的波折和坦然( 五 ) 原标题：“五

这个命题涉及的话题很多，诸如启蒙运动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于19世纪晚期？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我们研究现代化史，研究社会转型，就会想到"五四"的定位，慢慢就讲到一个漫长的中国启蒙运动史，不是短暂的。我自己梳理，看到各种因素的进入和影响，有点儿像两汉之际佛教进入中国的漫长过程。从利玛窦开始，中间有几次起伏， 18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个低谷；19世纪，国门打开后，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因此1919年的五四运动应该可以这样接续下来。 ”马勇说，他们这一代学者开始从社会转型、现代化史的视角思考问题，而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的兴起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后教育的大众化。

马勇说：“中国工业化之后，原来的精英教育体系出了问题，科举考试就是精英教育，孩子能不能上学要看家里有没有钱。但工业化之后社会需要的是大众知识。 ”他指出，在原来的农业基础下不需要识字，不需要知识人，面对工业挑战的时候就需要知识人。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一直强调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逻辑过程，主张将晚清至民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作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思想的连续性是肯定要去讨论的。 ”马勇强调。

将“五四”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观察，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转型。 “我们现在讲"五四"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陈独秀、胡适那代人看到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经过"五四"的冲洗，到后"五四"时代这种紧张慢慢得到消解和重建。 ”马勇说：“这要读贺麟的《新儒学的展开》，贺麟的一个观点就是"五四"的极端反传统其实救了儒家，彻底的"反"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儒家是好的，金子永远会发光，如果不好，可能就淘汰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思想经过"五四"的冲洗得到了一次调整。贺麟在书中举例， 1915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文学史》导言部分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全盘移植和西方对接很难找到生长点，因此必须找它们的同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