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思潮下的波折和坦然( 六 ) 原标题：“五

虽然胡适得出的结论并未得到学界认同，但是找寻同构关系的观点却启发了后来的思想者，使得后“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极大转型。 “梁漱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觉醒，实际上他原来就觉得西方文明有问题，之后梁漱溟、熊十力对儒家文化再解读。到了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贺麟回归，他们回来的作用有些像玄奘之于中国，他们在西方是取得了"真经"的。 ”马勇指出：“冯友兰、贺麟对黑格尔和康德的研究是超前的，现代人不敢说懂，当时人更不懂。但是他们用黑格尔和康德再解读中国文明，给后世以很大的启发。 ”

马勇认为，将“五四”运动放到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去解读， “五四”时期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诉求也就找到了落实点。基于此，这个时期所有的变化便都可以找到解读的空间。

“晚清中央机构的各种调整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有关。其实在袁世凯那一代人看来，辛亥变革是很简单的，就是满洲人出局，国体从帝制变为共和，而所有的法律和政治安排一如其旧。法律都是延续1903年沈家本、伍廷芳改革后的版本，一直执行到1927年。当时鲁迅、章太炎感到民国亡了指的也是法律这个原因，晚清一直延续下来的格局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 ”马勇解释。

当代学者中文功夫最好的几乎都是读鲁迅过来的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马勇认为，上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在南方搞的国文运动已经摧毁了古文，断层也由此开始。 “蔡元培当时给出的路径是应该普及白话文，让大众能认识。但作为知识人，应该坚守文言。蔡元培称其为雅言，他一直希望在知识圈中保持雅言。 ”

当年“文言”的不能“言” ，推倒了知识人入门的门槛，也使学术缺少了一定的含量。 “当我们不能用文言写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和司马迁对话了。 ”马勇感慨：“上世纪90年代，季羡林、任继愈这些老先生都还在，他们和其他几位20年代生人的学者曾经尝试重新用文言文写作。这些老先生从小都学过古文，也用古文写作过，几十年后都不行了，写出来和范本一对，根本就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