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思潮下的波折和坦然( 九 ) 原标题：“五

白璧徳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梅光迪是他的学生，在美国随其研究英美文学。马勇说：“胡适在美国是研究中国传统的，他没有太多读西方的东西。我们读梅、胡两人谈新文学的文章能感觉到，梅光迪讲的是有道理的。我甚至认为没有梅光迪就没有新文学运动。 ”

一战以后，城市化有了大发展。 “五四”带来的变化主要在知识层面，不在一般民众生活。马勇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五四”主导者的话语强势， “胡适、陈独秀在当年是话语的强势者，他们的话语遮蔽了一拨话语弱势者。 ”马勇说他很想写写福建籍的一批老派学者，就是林纾、严复、陈衍、郑孝胥这几人。 “他们几个人当时议论"五四" ，对"五四"的评价是多样化的，但这几人又恰恰是19世纪晚期最早引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人。实际上，科举废除前夕，林纾、王照、劳乃宣、黄遵宪这些人已经在做文字的改革和文学的尝试，都是"我手写我口"的思路。 ”而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非常讨厌这批老学究，胡、陈占据话语优势，他们成为后来“五四”文化运动解释的正统。 “现在我们得慢慢地梳理，想从胡适这些人的强势话语中走出来，对他们那一代知识人进行全面、客观的论述，完整复原那个年代文化群体复杂、真切的精神面貌。 ”

“五四”学生的转型与二十世纪的教育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后，那些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何去何从了呢？马勇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向更专业的学术路径上发展了，应该是一个基本趋势。最成功的应该是傅斯年和罗家伦，罗家伦后来应该算教育家，傅斯年成为学术机构的重要组织者，他的贡献在这方面很大。纯粹走专业学术路线的是顾颉刚，他的世界就在书斋之中，和三皇五帝对话。顾颉刚的学生杨向奎做了山大副校长后想请老师出山，顾颉刚都不出来。我的太老师周予同在后"五四"时代也走向了学术路径。 ”

中国的教育在经过“五四”的冲击后又如何呢？马勇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五四"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北京的教育就走向了专业化，而且目标很简单，就一个，中国的教育在世界水平上高低的衡量。短短十年时间，全世界学术界的眼光看着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不到中国来是不被人承认的。也是在这个时期，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建立了燕京学社，目的就是方便汉学家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中国学的水平就是世界的水平，中国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追赶世界的事情。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很重要，加上本土大学的不懈努力，慢慢地北京的现代教育格局就形成了， "五四"后的教育完全走出了"五四"前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