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洛克菲勒研究所誉满天下的奥秘( 八 ) 西蒙·弗莱克

他将这份信寄给了《纽约时报》，公众义愤填膺，捍卫动物实验。 1910年的反活体解剖法案就这样被成功阻截。但是第二年，对方再次发起进攻。这次他紧密联合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公共卫生部的相关实验室几位重要人物，再次赢了一场胜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弗莱克斯纳对反活体解剖组织保持高度警惕。从长远利益来看，反活体解剖运动实际上从反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它迫使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奇这些杰出的科学家面向公众，公众由此得以了解并感激医学科学给人类带来福祉，它实际教育公众必须支持实验医学的研究。研究所为解决人类的疾病和疼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烽烟四起，研究所举全所之力，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也有人投军从戎，最后战死沙场。

弗莱克斯纳实验室发明了一种能快速生产的抗脑膜炎血清，对抗军中流行的病魔。卡雷尔发明了Carrel-Dakin抗败血症溶液，预防战士伤口进一步向败血症方向恶化。路易斯·皮尔斯（LouisePearce）研究非洲昏睡病并找到了治疗药物。

研究所像一颗明星，璀璨夺目，无时无刻不引人瞩目，尤其是卡雷尔的器官移植研究。早在1908年，《纽约时报》就发布了一条“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说可能通过手术为病人移植健康器官”的新闻。

为避免研究人员过分遭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扰，弗莱克斯纳严防谨守，保护他们。据说在1930年，一位采访人员想了解卡雷尔的鸡心脏培养状况，始终得不到任何消息。媒体通常也只能断章取义，发表一些博人眼球、不着边际的新闻。一家伦敦报纸说研究所很快能够将低等动物的发声器官移植到人身上。为此，有现代医学之父之称，爱搞恶作剧的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Osler）从牛津寄信给弗莱克斯纳，讥讽道：“亲爱的先生，我的双肾已经疲惫不堪，我的心脏已经消耗殆尽，我的肝脏也已经千疮百孔了。在你们研究所换这些器官要花费多少？”

古稀谦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