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越减越重，我们缺了哪味药？

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仍会谈“减负” “教育减负”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被提出过。最早是在清朝末年，清政府建立现代学制，教育开始下沉，时间长、内容多的教育负担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而到1920年，一批留洋学者回国开始推行各种教育和教学改革，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试验都基本宣告失败。等到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的时候，学业负担的难题再次回归公众视野，然而当时教育工作的重心在于“如何在农村恢复基础教育的建制” ，加之全国统一高考，没有现在这样复杂的高考方案，大家的学习还是相对比较纯粹。直至近20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减负”政策，但大家都感觉越“减负” ，负担反而越重。吊诡的是，对于过重的学业负担，大家一方面极度反感，另一方面却又极度适应。 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减负30条” ，涉及政府、学校、家长和校外培训机构四方博弈主体，但它们之间很有可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所以在政策推行的时候难免会“打架” ，我们能看到，政府是下了决心要“减负” ，家长却也是真的担心，不敢“减负” 。 “减负”其实是嵌套在素质教育中的一系列政策，从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素质教育开始，我们推出过很多与之配套的政策。首先是2001年的“新课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次课程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求推进参与式教学和小组探究式、合作式学习，而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却成了家长焦虑的来源。学生在校时间不够长，学校要求的这些学习任务便转嫁到了家长身上，因此很多家长都有过帮孩子一起做手抄报、PPT的经历。接着是2009年实行的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从此教师的工资和授课时数、活动项目或比赛成绩挂钩，这也意味着，教师在课后找学生谈心或给他解答问题这样的零星工作量是无法被考量的，也不能计算成绩效工资。但学校里的事情大多特别细小，当模仿企业用KPI去考核教师时，其实是在把这些琐碎但重要却又无法纳入绩效考核的小事交给了良心和师德，那新课改强调的因材施教又要如何落实？此外，很多地方还在搞特色学校建设。我们一方面强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均衡化，但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倡导下，有钱的学校绞尽脑汁要搞自己的特色，不能丢了脸面，这给教师和学生都加了一个很大的负担。还有所谓的家校合作，拜微信所赐，现在家校可以不分日夜地进行互动，可这同时侵害了教师和家庭的自由时间。当家校完全打通后，彼此都变得非常焦虑。就是很多这样细小的政策相辅相成又互相掣肘，使得“减负”知易行难。而在升学的天平中，只要考试、分数的砝码不动，学校“减负”了，大家肯定会请校外培训机构再加一个砝码来平衡。那要如何让“减负”在素质教育的大局下打破固有的框架呢？其实我们只能管好自己能管的。

▲ “减负”政策难落实的漫画。 © 新华社 ▌“减负30条” ，减的是什么？我们一直说“减负” ， “减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教育部长陈宝生所说，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 。而如何理解教学大纲和考纲一直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尤其在新高考逐步推行后，每个家长都非常焦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选科和选考，他们也只能相信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但新高考的方案又明确规定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不可以强行要求学生选什么科目。自己不懂，老师又不允许指导，于是一种名为“生涯规划”的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 “减负30条”文件开篇说要“坚持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加强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各方责任” 。这隐含着教育各方的博弈关系，首先是政府，它毫无疑问要笼罩在各个主体的上面，行使教育治理权力。在这一阶段，学生并不直接面对政府，而是由家校共育，因此学校和家庭如何共同面对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最关键的是素质教育政策出台后新出现的责任主体——校外培训机构，它是在市场中出现的，和家庭是直接的市场交易关系，它本来和政府没有天然的关系，可现在政府也要开始规范它的办学行为了。而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的关系则更为模糊，既不能说是买卖关系，又有别于学校里的师生关系。我们能看到，这些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的权利关系，其博弈也更为复杂。

▲ “减负”政策中的主体博弈关系。细读政策便会发现，这些政策两两之间可能是互相矛盾的。首先是面向学校的政策，我们挑几条出来看一看。（1）坚决控制考试次数。一方面政策鼓励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却又限制学校的办学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界定考试呢？随堂测验算不算，讲一个知识点就答题反馈算不算？学校一定有很多办法来规避所谓的“考试” 。（2）采取等级评价方式。我对此特别有意见，百分制和五分制有什么区别呢？等级赋分制就更科学合理吗？而且就算学校绝不告诉学生原始分，大家还是会想方设法问到原始分。（3）限制竞赛评优活动。只要升学考试的标准还在那，竞争性还是那么高，肯定会有其他变相的竞争方式。（4）建立弹性离校制度。几点离校本来是件很轻松的事，但自从把“减负”理解为提前放学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后，就出现了“课后330”（学生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家长不买账，不堪重负；多少年以后，政府又给与补贴，把课后时间买了回来，让孩子留在学校开展兴趣类活动，所以这其实是一种补丁式的政策。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的要求是严格管理。其中有三条是严禁超标培训，但培训机构的卖点往往就是超标培训，因此这很有可能变成无效的措施。再次是面向家长的要求，像履行监护责任、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引导孩子健康生活等都是“正确的废话” ，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读中外教育史，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直接出台政策要求家长应该如何教育孩子。但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除了30条里有对家长的要求，每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办公厅也发红头文件要求家长带着孩子收看《开学第一课》节目也是如此。我这里无意于去指责任何人，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当教育问题被套上国家权力后，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而这种权力又到底在博弈什么？最后是面向政府的要求，内容很多，主要是要强化管理监督。我们会发现，现在所有的监督几乎都放在学校，但这个政策文本中的监督本应该是大家监督当地政府有没有履行职责。在这样的监督下我们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是值得深思的。大致了解历来的“减负”政策和“减负30条”后，我们就能看到“减负”政策中的冲突性。这不是说政策文本写得不好，而是这四方主体本身就是博弈的关系，存在外在和内在的冲突，因此政策实施过程中行为就会“扭曲” ，通常会演变成漫长的讨价环节的过程。但即使存在冲突，彼此间的价值也互不相容，但主体之间依然是相互依存的，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减负”政策本身是一项非常模糊的政策。首先目标是模糊的，或许是因为不同责任主体的目标不一致且冲突性很高，所以干脆把目标模糊化，不同的参与主体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同一个政策。其次手段也是模糊的，因此很多政策措施缺少主语，不知道让谁来干这个活。也正因为“减负”是一个冲突性高，模糊性也高的政策，注定它只能是象征性执行，很多政策文本都是口号式的，没有办法落实。政府想要“减负” ，家长们不同意；想要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线上线下那么多著名的教育机构不会同意，于是在这样的政策博弈中谁都解不开这个扣。因此，想要解决“减负”的问题是非常难的，我能想到的办法，只能是强调专业的重要性，交给专业人员管理。但与此同时，从国家到地方，我们都在推行教师教育和教师的再培训，但一轮又一轮的培训其实是在削弱教师的专业权利，否定他们原有的经验，每一次都重新整改，重新出发，久而久之，都不知道要去往哪里。 ▌消失的闲暇时间政策文本中可以提炼出几个分析学业负担维度的词语，包括“自愿”“兴趣”“时间”和“目的” 。基于此，我们可以构建学生的负担分布图，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