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素质教育前的学业负担分布图 。 在空间的安排上我们画出“家校分界线” , 而在活动的限制性上画出“学玩分界线” 。 在学校必须完成的主课叫做规范性的学习 , 剩下一些半规范性、可以自由选择的课程可以算作闲暇活动的时间 。 回到家后 , 学生要做家庭作业 , 即非自由学习时间 。 还有一部分是留给学生的纯玩时间 。 在实施素质教育政策之前 , 也就是1999年之前 , 这四个格子大致是均衡的 , 分界线也很清晰 。 但现在 , 在增加了一个新的主体——校外培训机构之后 , 这个负担分布图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 首先是“家校分界线”变得更加模糊 , 家长和老师都在一个群里 , 家长经常要帮助孩子完成各种任务 , 甚至要硬着头皮和其他家长建立联系 。 其次是“学玩分界线” , 在新课改之后 , 我们强调素质教育 , 其中的一个恶果就是本来蓝色框中自由的部分被正规化了 , 对孩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 而黄色框中纯玩的部分也被大面积压缩了 。 在实施素质教育后 , 这个图就变了 。 一个是整体的“家校分界线”在往左移 , 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 , 学校加了很多选修课 , 初期的减负政策又要求缩短学生在校时间 。 整体分量不变的情况下 , 半规范性、自愿选择的课程自然就被压缩了 , 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规范性课程 。 而多出的两个格子 , 也就是校外培训机构 。 一方面 , 它们开设各种技能的培训班 , 乐器、体育等等 , 但培训机构培训学生的这些才能 , 更多不是出于学生兴趣 , 而是为了考级比赛以成为额外加分项 。 除此之外 , 当家长把孩子放到培训机构后 , 除了补课培训 , 甚至连基本的娱乐、放松和交际类的活动也交由培训机构来实施 , 进一步挤占了家庭时间 , 也压缩了孩子纯玩的时间 , 整个“学玩分界线”进一步往下移 。 但自由时间内学生的学习品质和兴趣的扩张 , 才是整个国家教育品质最重要的一个体现 。
▲ 实施素质教育后的学业负担分布图 。 从学生负担分布图的演变中 , 我们能看到在素质教育的大标题之下 , 各种以“减负”为核心串联起来的政策改变了“家校分界线”和“学玩分界线” 。 孩子纯粹的自由活动时间被严重压缩 , 孩子当然不会快乐 。 在校内、校外的自由时间都被压缩的情况下 , 这些以新课改为代表的素质教育政策 , 却被赋予了“多元选择”的价值和期待 。 换一种思考方式 , 我们在说减负的时候 , 也是讨论教育中闲暇分配的问题 。 人活在世上 , 尤其是孩子 , 一定要有闲暇时间 , 是闲暇的品质决定了人的教育品质 , 决定了人终生的生命质量 。 ▌如何给“减负”开一张药方 在谈“减负”的时候 , 政策需要考虑回归四个空间 , 而不是六个空间的配比关系 。 校外培训机构的时间本来是属于家庭时间范畴之内 , 由每个家庭自主选择 。 这些机构生长于市场之中 , 没有需求它们自然不会存在 , 政府没有必要发个政策文件去专门治理 。 学校和校外机构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 , 只要学校空间被压缩 , 校外机构必然膨胀 。 因此政府与其严厉管控校外培训机构 , 不如着眼于学校内的规范性学习和闲暇活动的安排 。 与其总是着眼做大事 , 不如好好把内部的教育教学这些点滴小事做好 , 真正利用好在校的时间 , 合理安排“学玩分界” 。 政策应该严肃认真地看待和重视自由时间内的学习品质 , 这是我们原来所有“减负”政策当中从来没有考虑的 。 我们应该更关注学校是不是开设了自习课?学校能不能保障学生的自由活动、自由学习时间?不管在哪个阶段 , 我们永远都会有时间的焦虑和压迫感 , 但选择能力和个体兴趣都需要学生在自由学习时间的品质得以保障和实现 。 其实 , 学业不一定是负担 , 只要处理好“学玩分界线” , 让学生喜欢学习 , 就不会觉得是负担 。 这包括很多方面 , 首先是愉悦的师生关系 。 即使是一个在课堂上非常严厉的老师 , 也需要在自由活动时间里面与学生进行交互 。 其次需要学习与生活结合 , 就是让家长在非刻意的日常生活中与孩子一起形成社会经验 。 还有开放和包容的学习管理系统 。 政府肯定要对学习任务有所要求 , 但还是要把学习的责任和方式交给师生共同协理 , 要相信教师能完成教学任务 。 当一个社会所有人都在打压和降低教师尊严和他们所承载的这个社会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时 , 我觉得我们必须相信他们的专业能力 , 尽管这个能力可能不够或还在发展之中 。 可一旦所有人都否定他们 , 我们都无路可逃 , 只能走向绝望 。 最后是要有多姿多彩而愉悦的校园生活 , 要让成绩不好的学生在学校里也有向往 , 有做最好学生的体验 。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 每一个孩子不论他成绩好与不好 , 只要在这个学校当中 , 哪怕曾有一次体会过成功的感觉 , 他还会只看重成绩吗?可是我们的学校的种种安排 , 又是否给予过这样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家校分界线” , 教师的下班时间和学生的放学时间设计可能是一个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 但我知道一说到这里 , 又会涉及到绩效工资制和固定的上下班时间 , 毕竟教育领域是最不讲究给加班工资的 。 可选择用这样一种绩效考核的方式来治理学校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决定 。 我有大学同学在澳门的一个天主教女校做校长 。 他们的很多老师在4点50分下课后都会留在学校给孩子补课 。 我听到这个事的第一反应是给不给加班费 , 受访的老师们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 。 “因为我没教好 , 我教的课孩子没有听懂 , 我当然应该去把他教懂 , 这跟加班费有什么关系 。 ”我们也应该让师生自行调节 , 有问题自己去问老师 。 但是学校也要求在七点必须关校门 , 保证形成健康的学校管理流程 。 绝对不倡导和歌颂教师自我牺牲 , 甚至是倒在讲台上 , 我们都应该阳光而健康的活下去 。 我所讨论的一个概念“家校分界线” , 其实探讨的是自由空间的保障 。 学校需要自由的教学时间 , 即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家庭也需要真正的家庭时间 , 父母就应该和孩子在一起 , 很快乐的 , 而且是毫无负担、没有目的的在一起生活 。 给老师一个台阶下 , 保障教学空间;给家长一个台阶下 , 保障家庭空间 。 而在“减负”的问题上 , 我也提供了“学玩分界线”的概念 , 也就是自由时间的保障 。 换一种思维方式 , 不用考虑非自由时间 , 我们要考虑的是自由时间 。 在自由的时间之内 , 如何让学生养成自己的兴趣 , 学会自我选择 , 给他们一个自我实现的希望 。 规范性学习时间和闲暇活动时间的合理配置是教育品质的保障 , 一个国家教育的品质应该在这种细小的地方得到体现 , 这就是给我们自己的未来一个希望 。 柯贵福 :“减负”是一个公共话题 , 很多人都有切身体会 , 但很多人会陷入一种非常简单、直白的立场 , 比如“减负”就是不好 , 一定不能给我的孩子“减负” 。 首先 , 我们需要像林老师这样的专家引导我们进入问题内部去理解 。 其次 , 就像林老师说的 , 政策制定者也会犯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 。 的确是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目标 , 我觉得国外的一些经验非常好 , 应该拿到中国来用 。 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非常复杂 , 问题差异特别大 ,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也需要多加注意 。 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 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各个系统之间的配合 , 需要一种基本的互信 。 更多时候政府在里面发挥的应该是一个系统维护者或者环境维护者的作用 , 但是我发现有时候它非要当一个主教练 , 非要参加博弈这个过程 , 可能就会存在问题 。 而家长参与其中 , 需要理解我们的教育目标和自身对孩子的预期 。 比如孩子教育中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 在我看来可能有几个 , 一是求知欲 , 求知欲是特别宝贵的一个东西 , 小孩子一开始都有 , 但是要保护这个东西就需要家长和学校付出很多的心力去维护它 。 第二 , 他需要学习和人合作的能力 , 这是很重要的 , 毕竟我们在工作或者说未来 , 包括学业中都需要合作 。 第三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 最后是与自己和解的能力或自我调解的能力 。 我们家长今天听了林老师的讲座 , 也可以和孩子相对理性地一起成长 , 一起陪伴 , 一起去思考问题 。 提 问 :“减负”这个命题是不是并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发展现状 。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社会理念就是严师出高徒 , 和素质教育可能并不适配?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 , 所谓的快乐学习可能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 林小英 :其实我们都是带着很美好的愿望做素质教育 , 但当整个社会的审计文化进入到教育领域 , 或者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进入到教育领域中 , 带来了灭顶之灾 。 当我们把眼光放在钱上 , 并且用钱去衡量很多成果的时候 , 这就有问题了 。 什么事情都希望用绩效的方式去考核 , 但学校很多事情真的和考核没关系 。 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自愿 , 我们现在推行的很多让孩子好好玩的措施都正规化、制度化了 , 孩子连触摸自己是否愿意的可能都没有了 , 他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被大量压缩 。 但是从天性的凝聚方式来看 , 我觉得“学玩分界线” , 真正的玩乐和自由还是很重要的 。 如果连这个东西也被考核 , 那就完了 。 提 问 :就算政府真的给予学校自由 , 但在整个社会不断分化的情况下 , 是不是还是会出现新的负担 , 比如中产阶层 , 只要高考还在 , 社会竞争还在 , 他们就可以和市场合谋 , 和培训机构合谋 , 成为负担的引领者 。 林小英 :把这种自由放开会不会诞生或孕育出另外一种更加比拼、更加严苛的引领 , 比如说家长之间的比拼 。 我倒是不担心这个 , 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大家选择各自不同的东西 , 而是太单一了 , 我们想要的东西都特别一致 。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 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真正触摸自己内心的需求 。 在强大的考核和审计文化之下 , 所有人都无处遁逃 , 即使你不想那么做 , 你也得那么做 。 提 问 :我有两个简单的小问题 , 一个是我们讲素质教育 , 那“减负”之后 , 我们要用这些时间培养孩子的什么素质?第二个是很多家长不管素质教育好不好 , 他最关心的还是学习成绩 , 那在“减负”政策中要如何保证孩子的学习成绩能有提升? 林小英 :第一个问题 , 我个人觉得“减负”是减不下来的 。 因为我们现在的“减负”方式其实是互相冲突又互相掣肘 ,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 每一代孩子总的学习量是在逐步提高 。 至于要培养什么素质 , 最好的当然是全面发展 。 但实际上不太可能 , 还是要在家校的陪伴和指引下逐步地去发现自我 。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 。 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年时间里面为了升学集中准备 , 我觉得没有问题 。 但是在非毕业班的阶段 , 能不能学点别的?教育没有什么别的规律和原则 , 它唯一的原则就是平衡 , 一定是玩平衡术 , 任何时候走极端都是不好的 。 只要是升学 , 就会有筛选 , 一定会把不合适的人筛掉 。 我们要关注的是被这套系统所筛掉的人 , 社会上有没有其他地方能够承接他 , 这是整个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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