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清民国诗人偏爱描写人力车？( 二 )

在注目于人力车的轻盈灵便之时，诗人也注意到人力车夫的痛苦辛劳。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之后，尽管还有不自觉的居高临下感流露出来，尽管其视角仍限于乘车人，但是一种新的思路正在形成。 1918年《新青年》杂志上登出的第一批白话诗，便有胡适和沈尹默的两首同题之作《人力车夫》。这两首诗不单在现代白话诗史上堪称开山之作，并且诗中不约而同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意识” ，也与晚清新学之士迥异，非“五四”作家莫属。胡适的一首像一幕小短剧，以乘车人与拉车人的对话写出: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诗中直接道出了诗人对人力车夫的深切同情。这种内心的“酸悲”“惨凄” ，更因为车夫是个十三岁就开始拉车的孩子而更加重。沈作则纯用白描，突出了严冬的背景渲染: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甚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在车上与车下一冷一热的对比中，也透露出诗人对人力车夫苦痛的敏锐感应。

此后出现的许多描写人力车夫的诗作，便喜欢以冬天作为特定的场景。如周恩来1920年发表于《觉悟》上的《死人的享福》，就与沈尹默构思相同: 车夫穿棉袍太热， “我”坐在车上，穿棉袍却还嫌冷。车夫脱下棉袍放在“我”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难道这就是“共同生活”吗?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很显然，这些诗作者与晚清诗人的视点不同，他们不只从乘车人的角度看去，而且从拉车夫的视角去看、去想、去体会，这才有了与晚清诗人截然不同的感受。车子跑得越快，他们的心情越沉重。就中视角转换最彻底的，可以说是刘半农。他的《车毯》一诗，便标明是“拟车夫语”: 天气冷了，拼凑些钱，买了条毛绒毯子。你看铺在车上多漂亮，鲜红的柳条花，映衬着墨青底子。老爷们坐车，看这毯子好，亦许多花两三铜子。有时车儿拉罢汗儿流，北风吹来，冻得要死。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却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这首代车夫说话的诗，细腻地写出了人力车夫的心理活动，给人的感觉更酸楚。这种新视角、新体验明显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人力车夫的生计一时间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报刊上甚至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诸如《人力车问题》(李冰心、朱天一)、《人力车夫生命问题》(疑始)、《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周海之)等文纷纷出现。文学作品更为敏感，这时除诗作外，还有陈锦的《人力车夫》这样直接再现人力车夫生活的剧作，在小说创作中，更产生了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等名篇。到了三十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仍以对人力车夫命运的深刻反映而震撼人心，成为一代名作。尽管这些作品侧重点不同，如鲁迅小说重在表现人力车夫的人格高尚，比其他同类题材之作立意新;但人力车夫已作为劳动者的代表进入文学作品，则是毫无疑问的。

人力车夫成为“五四”文学中最重要的劳动人民形象，说起来不乏偶然性。 “五四”作家的平民意识使他们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为文学的重大使命，而其生活圈子又先天地限制了他们对广大工农的了解。只有每天出门坐车接触到的人力车夫，才是进入他们生活中，并为作家所熟悉的唯一的劳动者。于是，人力车夫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作家的青睐。虽然如此，偶然性中仍包含着必然性。同是一辆人力车，从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到劳动者苦难的化身这种文学上的变迁，正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历史前进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