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山火为什么会烧这么久？( 三 )

发生在葡萄牙的桉树林大火，在气候干燥的澳大利亚夏季，桉树林起火的风险更高（wikimedia.org）除了桉树自身的易燃特点之外，澳大利亚夏季持续的热浪，干旱和狂风，更是让桉树林成了一个实足的燃料桶。每年春末到秋初，澳大利亚就会迎来一个长达3-5个月的火灾危险期。近几年不断出现的极端天气，更是让这个危险期不断拉长、加剧，这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提到气候变化时，很多人总是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全球变暖。全球变暖当然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特征，但绝非全部，气候的极端化才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在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正在以几何级数扩大，以澳大利亚为例，变化的不仅是平均温度的上升，还有持续十几年、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干旱少雨和夏季热浪。

以1961-1990年的平均气温为基准线（0线），比较澳大利亚平均气温的趋势，可以看到一个清晰地震荡但上升的趋势（澳大利亚气象局数据， BBC制图）当林火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已经具备时，一场意外的闪电，或一次宿营的火星，反倒是导致一场火灾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环节了。如此看来，澳大利亚的桉树简直太悲剧了，自己本身就很易燃，又恰好生在一个很容易导致森林火灾的环境中，那么按照 @超级大国王的回答中认为的那样， “森林这种东西，烧没了就没了，里面的植物动物也就死光了，基本不可能恢复” ，那岂不是发生一次森林大火，全澳大利亚的桉树（也就是全澳大利亚7成的森林）就完蛋了吗？这恰恰和桉树林的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火这种东西，是桉树最不怕，甚至最迫切希望出现的。草木可以燃烧，火焰能杀死植物的活性细胞，这是人们认为植物容易在山火中受到伤害的逻辑基础。但面对火焰，植物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早在人类活动频繁之前，火早就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而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许多植物也逐渐具备了对火的防范能力——一些植物用厚重的树皮阻挡高温对细胞的伤害，还有的树木将树冠高高挑起，避免火苗攀爬到更高的高度，这都是植物减少自身受到火焰伤害，或阻挡火势持续扩大的策略。但桉树却似乎完美的避开了这些“防火天赋点” ，反而把“引火上身”天赋给点满了。它们释放的挥发性气体成了火焰快速向树冠和周边蔓延的高速公路，一旦桉树林起火，就很容易极其快速的扩散，甚至许多常见的森林防火方式都不管用——隔离带？余烬的飞灰飘落到隔离带对面的桉树林里，都很有可能在挥发性油脂的帮助下再次起燃。助长火势，其实正是对桉树最有利的局面。和其他树一样，桉树也有阻挡烈焰的树皮，但在桉树的树皮下面，还有一些休眠中的芽，而唤醒这些芽的条件，就是外界的高温灼烧，当森林大火席卷一切后，快速萌发的休眠芽让桉树可以第一时间占据“灾后重建”的有利地位、最充分的利用灼烧后的草木灰营养、最早抢占林地里宝贵的阳光，还有一些桉树的种子必须要在大火后才会被释放，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也就是说，桉树的易燃其实是一种演化上的策略，虽然自己也难免在火灾中受损，但自损八百换来的是确实彻底消除森林中的竞争对手。一些研究表明，每当发生一次森林火灾，澳大利亚森林中的桉树占比就变得更强势一些，还有考古证据认为，在澳大利亚土著登陆这片大陆之后曾不断地人为放火驱赶林中的猎物，在这个过程中，桉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2009年黑色星期六大火扑灭后，快速萌发的桉树休眠芽（wikipedia.org）澳大利亚原生植物中和桉树这样的对火产生了适应、甚至会用火灾为自己谋利的并不少见，这里独有的草树属植物把花絮高高抬起躲避烈焰吞噬，而又利用高温促使自己开花结果。一些动物也学会了在火灾中牟利，黑鸢（Milvus migrans）、啸鸢（Haliastur sphenurus）和褐隼（Falco berigora）甚至会抓起正在燃烧的枝条，引燃附近还没有起火的草甸上来烧死或驱赶猎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消防员迪克.尤森在扑灭矿山火灾时就亲眼目睹了一只啸栗鸢不断蓄意放火的全过程——而且还是连续7次[7] 。

在林火现场附近飞翔的黑鸢（图片来源：迪克·尤森）在这次澳洲大火中被列入受害清单头名的考拉，在澳大利亚火灾生态中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角色。考拉不能像一些行动迅捷的动物那样逃离火场，一片桉树林火灾必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考拉种群带来很大影响，但考拉选择桉树林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桉树油有毒，这使得大多数和考拉有潜在竞争关系的生物对桉树避之不及，考拉相当于独占了桉树林的生态位，而在火灾中愈发兴盛的桉树林在快速恢复后对考拉的承载能力也在增大，附近林地中的考拉扩散到重生的桉树林中，也会发展出更壮大的种群规模。化石证据显示，早期考拉生活在雨林中，但中新世时期的澳大利亚逐渐变干，桉树林逐渐取代雨林，一支适应桉树林环境的考拉也随之兴盛，并最终在距今10万年前达到顶峰，之后，澳大利亚土著的到来给许多大型本土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考拉种群在经历快速下滑后，还是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稳定下来。这很可能和土著人不断放火烧林导致桉树林面积越来越大、考拉虽然需要面临土著的猎捕，却也又因为桉树林的扩大而弥补了这部分损失有关系。知识点：那么是不是说，澳大利亚的山火对考拉这样的典型生物就没有影响呢？其实也不是。一片被火灾焚尽的桉树林中的考拉会被大火吞噬，附近其他林地的考拉可以扩散到重新恢复的桉树林中重建种群，但由于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澳大利亚的原始林地已经出现萎缩和破碎化，也就是说，其他林地的考拉失去了扩散到灾后重生的桉树林的可能。而极端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也让火灾的频率和强度激增，这也剥夺了考拉恢复种群所需要的时间。但要清楚的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压力，而非桉树林火灾本身。也就是说，虽然澳大利亚联邦犯罪调查局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中的6成与人为活动有关[8] ，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人类来到澳大利亚之前，火灾就已经是这片大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9] 。对于森林火灾，桉树已经适应，包括考拉在内的许多生物也已经适应，但现代人类的城市和村庄却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火灾。人类活动是复杂的，森林火灾也是复杂的，两种复杂活动相碰撞，就会让事态呈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城市规划上面。澳大利亚的许多人类活动直接发生在森林的边缘，一些城市和森林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缓冲空间，这当然蕴含着风险，直到火灾以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将其纠正，这是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更容易影响城市的原因，也是迫使澳大利亚人做出改变的动力——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城市规划思路发生了转变，认为减少自然灾害的重点除了传统的防灾减灾之外，还要提升城市的灾难适应性，这就是“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10] 。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其实很少有这样的烦恼。自周朝开始，农业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主基调，但农业种植需要平整开阔的田地，这显然是被植被覆盖的原始林地无法提供的，森林，尤其是文明核心区的森林，成了发展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农业文明积极地推广土地治理政策，这甚至一度成为君王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关于舜命人引火烧林发展农业的记载，甚至一些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都愿意以“我诸戎除翦，驱其狐狸豺狼”作为自己已经文明开化的证据。远离国家核心的岭南，曾经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但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200年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9成。这种人为活动对森林的影响甚至还能得到反向的证明——在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重新扩大，甚至连退缩到淮河流域的亚洲象都出现了重新北上扩散的势头，但盛唐开始，文明再次迎来稳定的增长期，森林就再次消逝不见。人口密集区、城镇附近的森林被消灭，中国的城市很少直接和成片的森林直接相连，这也让中国人极少需要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直面森林大火的威胁，更不需要面对桉树林这样的hard模式的挑战。但即便如此，大兴安岭的5.6火灾还是让我们投入了将近6万人力，付出了211人牺牲的惨痛代价，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但对于大对数中国人而言，那只是一个发生在遥远地方的遥远故事，那28个生死攸关的日日夜夜，似乎只是个可以和澳大利亚的“4个月”对比的简单数字。这就是远离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疏离感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森林火灾也是自然灾害的一种，它和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一样，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力量。轻言扑灭森林火灾“不是什么难事”的言论，本质上和轻视地震、海啸一样透着狂妄无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是一个任何苦难都压不垮的民族，但绝不是一个把苦难当儿戏的民族。要学会敬畏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