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入心通」《声入心通》在国语运动中，展开现代中国叙事( 二 ) 《声入心通》在国语运动中，展开现代中

语言帮助我们自由表达，丈量自我的深度，也赋予我们聆听和理解他人的心量。当然，它也可能带来褊狭、乖戾，制造怯懦，使弱者失言。如何让语言更好地发挥它解放的力量，而不是沦为束缚心智的绳索？这不只是可以思辨的议题，更有赖于你我当下的行动。

「声入心通」《声入心通》在国语运动中，展开现代中国叙事。这本书

国语运动中的“上情下达”

新京报：你是什么机缘转入了对国语运动的历史研究？在此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东杰：选择这个题目，一个考虑是想深化我之前的研究。我博士论文做四川大学国立化运动，实际是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家统一、国家建构，国语运动也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不同的侧面而已。还有一个考虑是，语言文字，大家日用而不知。普通话是怎么来的？过去的人从哪里又怎样学说官话？这是大家都觉得有意思可是又不大说得清楚的问题。还有，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时髦一时，我逐人牛后，也半通不通地读了好些跟语言学有关的书，也算是一段因缘。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当然还是我对语言学的了解有限。读到有些文献，总觉得里边埋藏有什么线索，可是又说不清楚，甚至不能判断自己想的是不是有道理。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时候就只有读书，或向专家请教。

新京报：研究国语运动，改变千年以来的话语方式和书写方式， “上情”方面似乎更好研究，但“下达”方面似乎较难做出评判和分析？国语运动在“上情”争论和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下达”的？

王东杰：确实如此，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遗憾：它处理的还是相对容易的部分，留下了一些难啃的骨头（讨论得很粗略）。不同观点的激荡、相关政策的出台、组织机构的设置，这些东西有大量史料可以说明；至于具体的实践，被要求学习国语的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学、怎么感受？材料就很少，即使经过一番精细的爬梳，所获也不多，零零散散，难以构成一个相对系统的叙述。

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国语运动（或者说标准语、共通语运动）的推广，主要还是依赖于建制性因素。学校、媒体、交通、政府法令和公文，都是推行国语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前两个。早期主要靠学校，而从整体效果看，媒体（广播、电影，尤其是电视的普及）的力量更强。有一些组织，比如大型的国营工厂（尤其是在“三线”地区）、军队等，也为普通话的流通提供了制度性的空间。

当然，学校、媒体、铁路、工厂、军队背后，都是官方的力量。但国语运动也不是只靠官方力量就能奏效，物质性、情感性、心理性的社会需求，也许还更为重要。政策、机构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谋生手段、文化机制和心理氛围，都是国语进入日常生活的渠道。要了解这一点，还需要更细致、更集中于微观语言场景和行为的研究。

这个人

未来十年会集中于两个议题

新京报：尽管国语运动有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但国语运动在近现代的不同时期似乎扮演着不同的工具，或者说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目的所利用？左右国语运动的因素有很多，具体有哪些呈现？